太古洋行 | 百年商贾巨擘的中国发家史

时间：2025-11-16 0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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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古洋行 | 百年商贾巨擘的中国发家史

太古汇、太古里、太古广场、又一城、太古方糖、太古可口可乐、多乐士、港龙航空……这些大家耳熟能详品牌和商业地标，现如今已经融入了诸位的日常生活，相信大家一定不陌生，它们都和一个公司有关，那就是太古集团。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它的前生——太古洋行。

“太古与对华贸易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我生于一个航运家族，由于太古是我们家族生意的‘行家’，所以自小就常常听人提及‘太古’这个名字。一百五十年前，施怀雅（Swire）家族远渡重洋，来到远东，创建太古轮船公司，并最终发展为中国沿岸和内河航道数一数二的客运及货运企业，使太古雄踞中国贸易市场。这对于家父董浩云，一个以振兴中华民族为己任、以创立民族品牌为终生目标的年轻企业家来说，具有相当正面的鼓舞作用。”这段话出自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为《太古之道——太古在华一百五十年》一书所做的序言。董先生这番中肯的言语也是对太古集团百年历史的一个客观总结，而这家洋行的发迹史要从上海开始讲起。

来自利物浦的商人

1866年11月28日，一艘由英国驶来的轮船缓缓停靠在外滩，在下船的乘客中有一位衣着体面的英国绅士，他就是约翰·萨缪尔·斯怀尔先生（John Samuel Swire 1825—1898），他的父亲（John Swire 1793–1847，也被称为老斯怀尔）早在1816年就已经在利物浦成立了一家从事纺织品进出口贸易的公司。老斯怀尔去世后，产业由两个儿子打理约翰．施怀雅去世后，生意交由两名儿子约翰·萨缪尔·斯怀尔（John Samuel Swire, 1825-1898）及威廉·哈德逊·斯怀尔（William Hudson Swire, 1830-1884）打理，其后公司更名为John Swire & Sons。随着英帝国在远东殖民侵略和扩张，商机也随之出现。兄弟两人把目光投向遥远的东方，开始向中国出口棉布、呢绒，从中国进口茶叶、生丝，贸易线路就这样建立起来。由此，1866年年底约翰·萨缪尔·斯怀尔来到上海谋求开设更为直接的贸易联系，这也为此后的贸易和航运业巨擘太古集团奠定根基。

左图：约翰.斯怀尔（John Swire）右图 : 约翰.萨缪尔.斯怀尔（John Samuel Swire）

实际上自从19世纪50年代初开始，约翰 · 斯怀尔父子公司一直把英国的羊毛和棉纺品从利物浦运到中国，委托在上海的代理行，类似琼记（(Augustine Heard & Co）､普雷斯顿布莱涅尔等洋行出售｡但是这样的周折只是权宜之计。于是，约翰·萨缪尔·斯怀尔决定与理查德·沙克尔顿·巴特菲尔德 ( Richard Shaekleton Butterfield )一位来自约克郡的羊毛制品商合伙，自己创办一家对华贸易洋行。太古洋行于1866年12月3日在福州路四川路口的吠礼查洋行(Fletcher & Co)的老房子里开张营业，由约翰·斯怀尔的合伙者之一威廉·朗 ( Wiliam Lang)管理。

1866年12月3日，《北华捷报》上刊登的太古洋行开张启事。其中可见，太古洋行的英文拼写是“Butterfield&Swire”，而威妥玛拼写为“Tai -Koo”，其后也一直沿用

1890年4月的上海外滩影像。左起第一幢建筑为英国共济会拜经堂（Masonic Hall）现在外滩中山东一路29号东方汇理银行大楼位置（现为光大银行使用），第二幢就是早期的太古洋行办公楼，此处原是英商公平洋行（Probst,& Co）办公楼，后由太古洋行拆建新楼。现今大约是半岛酒店的位置

“太古”这个名字基本上可以解释为“规模宏大､历史悠久”｡“古”代表“久远”，加上“太”字则表示“最久远”，因此“太古洋行”就是寓意“最久远的外国公司”之意｡关于这个“太古”的由来，有个说法比较流行，那就是在西方人眼中，“太古”二字看来颇像“大吉”｡中国人在农历新年到处张贴有“大吉”字样的春联和喜帖，喻意大吉大利，所以也有人猜测这两个喻意吉祥的字就是太古名字的由来｡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根据太古集团官方的解释，“太古”这两字是在1866年,由当时英国驻上海一位外交人员 Thomas Taylor Meadows 在公司开业时，特意为公司取的名字｡这位Meadows先生毕业于慕尼黑大学，对汉学颇有研究，他显然是希望这个名字会成为巧妙的视觉双关语，从而为公司带来吉祥的意义｡

航运起家

作为一家代理行，太古洋行主要从事商品贸易｡但是除此之外,太古洋行还担任一家新的英国远洋航运企业——蓝烟囱公司(Blue Funnel Line)驻上海的代理人,这家公司是斯怀尔在利物浦的朋友阿尔弗雷德·霍尔特 (Alfred Holt) 1866年创设的｡事实上,约翰·塞缪尔·斯怀尔是在与蓝烟囱公司的业务交住中才开始产生在长江上经营航运的想法的｡斯怀尔预见到上海通过黄金水道——长江，将成为广袤的长江流域腹地产品和世界各地产品的集散地，遂把投资从商业转向航运业。这一转变，使它从单一商行发展成为以太古洋行、太古轮船公司（The China Navigation Company）为核心的太古集团。

据资料显示，当时斯怀尔一到上海就立刻对中国内河运输的前景留下深刻的印象｡ 1867年他就向霍尔特建议“可以建立一家长江公司，作为蓝烟囱公司的分公司，开辟一条航运支线｡” 然而，霍尔特不愿意自己的船只远离他个人的管辖范围营业，于是这个建议便被搁置起来｡过了不到4年,斯怀尔仍旧没有放弃这个念头,其实在此期间 , 他通过威廉·朗一直得到旗昌轮船公司的丰厚红利｡1871年9月，斯怀尔写信给朗：“我颇有点想帮助旗昌发展长江航运｡… … 我们也许会放弃这个念头 , 但是现在我却喜欢它｡” 几个月内，他成功地以36万英镑资本组建太古轮船公司 , 这笔款项是霍尔特蓝烟囱公司创办资本的两倍以上，与此同时，三艘新轮船（分别是：PS Pekin、PS Shanghai、PS Ichang）的订单也送到格拉斯哥的船舶制造商英格利斯公司（A. & J. Inglis）。

停泊在上海外滩的 PS Pekin 轮

由于英格利斯船厂工人罢工，太古订购的3艘新船未能按时交货，所以这艘Pekin号并不是太古的第一艘轮船。太古最早的两艘轮船是从公正轮船公司（UnionSteamNavigationCo.）买来的惇信号轮（Tunsin）和忌连加号轮（Glengyle），正是靠着这两艘二手货，太古成功地启动航运业务。

光绪九年（1883年）1月，太古又兼并一支从光绪元年起航行于牛庄——汕头的英商船队，使其资本扩大到50万英镑。轮船增至20艘，总吨位达22.2万吨，规模仅次于当时轮船数最多的中国轮船招商局。而且在与另外一家外商航运业巨擘——美商旗昌洋行（Russell & Co.）的竞争中渐处上风。太古的码头共有四处，即太古外滩码头，太古浦东码头，太古华通码头和蓝烟囱码头。其中蓝烟囱码头是上海最长的码头。

1884年上海城厢租界全图中标注的法租界外滩太古码头，其位置靠近当时的Rue Colbert（科尔贝克路），也就是现今中山东二路新永安路位置

停靠在法租界外滩太古码头的 PS Pekin 轮

随着产业的不断扩大，太古洋行于1906年在其主要的码头——法租界外滩太古码头边兴建新的办公大楼，这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山东二路22号大楼。大楼坐西朝东，从东面的办公室望出，可以对码头一览无余。五层钢筋混凝土结构; 平面正方形, 里面中部仿巨柱石构图｡红色清水砖外墙, 层间窗洞为半圆券､平券｡平顶屋面, 局部女儿墙上置弓形山墙, 有巴洛克韵味｡窗裙和檐上有不同的古典小装饰, 立面线条比较粗犷｡整幢建筑占地面积3836平方米, 建筑面积11565平方米｡

停靠在法租界外滩太古码头的“ Ngankin(安庆) ”轮，背景右侧这栋就是太古洋行办公大楼。照片拍摄于1911年

1923年拍摄的太古洋行办公大楼正立面

现今的太古洋行办公大楼。20世纪70年代末加了一层

位于浦东的太古码头，照片拍摄于1911年

民国二年（1913年）商务印书馆实测上海城厢租界地图中标注的浦江两岸三处太古码头

由于业务的不断扩张，太古船队航行遍及中国沿海及内河。因公司轮船较多，岸上设施远不敷用，浦西只有三座浮动码头。于是太古又在浦东扩建码头。至1882年，在对岸浦东建造了华通码头，加上原有的浦东老太古码头，以及“蓝烟囱”码头，太古洋行的太古轮船公司在浦江两岸共设三处码头，包括座浮动码头。在1949年之后，浦东华通码头划归上海港第一装卸区，改名东昌路码头。

1935年英文版上海地图中标注的太古“蓝烟囱”码头

1911—1912年拍摄的太古“蓝烟囱”码头

前文提及的“蓝烟囱” 轮船公司其实一直存在，只不过是作为太古旗下的子公司。他们在浦东的码头也是太古航运业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蓝烟囱”公司的船只在烟囱上都有一圈十分醒目的蓝色，辨识特征明显。该公司在华专营远洋各航线，为了在上海港有专用码头，于年收购洋油栈基地，兴建此码头。1910年完成第一、第二泊位，码头规模宏大，建筑坚固，水位深，可停靠远洋大船。后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工程曾中途停顿，至1924年，又完成第三、第四泊位。岸线共长1800英尺，仓储能力为五万吨，当时被称为远东最先进的码头。太平洋战争后为日军所占领，改名为“八洲码头”。1949年后，该码头划归上海港务局第二装卸区，改名为民生路码头。其中有一个泊位在20世纪70年代末被改建成散粮机械化专用泊位，这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民生路码头大筒仓”，已经成功转型为文化产业演艺创意区。

扩张的商贸帝国

事实上太古的老对手，旗昌洋行的合伙人对太古洋行以及斯怀尔经营上的足智多谋的印象比其英国轮船更深｡他们认为太古洋行作了很大的努力以联络中国托运拍客（中间人、买办）的感情｡1873 年7 月，在与旗昌洋行谈判时，威廉·朗坚持两家公司对托运人应采用新的回扣制度｡朗建议, 两家公司应考虑将5 % 的经手费立即支付, 另外5% 在半年后通过拍客支付给所有的托运人, 以代替旗昌轮船公司从前对“有功股东”付给10 % 回扣的惯例｡这样的激励措施显然大大提升积极性。据当时太古洋行的买办郑观应( 陶斋) 说, 斯怀尔的公司在晏尔吉（Henry Bridges Endicott）的老谋深算的管理下, 曾尝试过许多通过拍客在中国人中发展业务的办法｡无疑地由于斯怀尔的经营正在试行新的有效办法以招徕中国人的货运, 旗昌的一些老主顾也被拉走了｡

这位晏尔吉先生是出生在上海的美籍人士，他1873年从美商琼记洋行跳槽进入太古。很快这位可以讲流利汉语的年轻人成为公司业务的中坚力量。1873年2月6日，威廉·朗向伦敦斯怀尔先生报告：“我们聘用了晏尔吉任运务主管, 他在琼记已经干了许多年, 全面主管沿海轮船｡他除了对当地的托运人十分熟悉，还讲一口极好的中国话，他的前雇主对他是推崇备至的｡”事实上在以后的三十年间中，晏尔吉在太古的在华航运业务中是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的｡

1883年上海太古洋行职员合影。最右站立者就是晏尔吉

斯怀尔的远见卓识以及公司职业经理人老谋深算的经营之道使得太古进入高速发展期。使它从单一商行发展成为以太古洋行、太古轮船公司为核心的太古集团。它的成员包括：太古股份有限公司（进出口贸易、航运船舶代理）、太古轮船股份有限公司（航运）、蓝烟囱轮船公司（航运）、太贸股份有限公司（进出口贸易）、太古制糖股份有限公司（制糖）、永光油漆公司（制漆）、太古仓埠公司（仓储）、太古造船厂（造船）、中国三助公司（金融）。业务遍及中国内地、香港地区以及日本、泰国、澳洲等地。

20世纪20年代繁忙的法租界外滩太古码头。太古洋行办公大楼和大型仓库已经颇具规模

1912年拍摄的上海太古洋行办公大楼内景

20世纪初拍摄的香港太古糖厂大楼

航运业务造就了新的商机｡由于太古轮船公司从爪哇及菲律宾进口原蔗糖的贸易业务日益增长,加上有中国和日本两个现成的市场，促使太古洋行在港岛鰂鱼涌临海区购入大片土地,成立太古糖业有限公司｡太古炼糖厂的兴建工程不久便展开，并于1884年投入运作，成为当时全球规模最大和最先进的厂房之一｡直到到现在，太古糖仍然占据了很大的市场份额，我们在超市和餐厅里经常可以看到。

早年太古洋行在中国沿海多个小型口岸担任银行代理，“太古庄”银票一度是华南汕头的通行货币｡银票分多种面值，由伦敦专门印钞的公司Waterlow & Sons 印制,以防国内出现伪钞｡银票的发行和兑现由太古洋行的汕头分公司严格管理,但在广东省沿岸地区,太古银票就像现金一样通行使用，直到20世纪30年代。

太古庄发行的银票

太古洋行位于汉口的码头及办公楼，照片拍摄于1920年

由于业务的不断延伸，太古洋行从长江沿岸到东北都有分号或者办事处。太古旗下的总资本也从开设时的36万英镑，发展到180万英镑。有地产614亩，占全部在沪英商地产的9％。1934年，太古洋行在位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交界处的雷上达路（RouteP.legendre，现今兴国路）和海格路（Avenue Haig，现今华山路）路口兴建被称为Hazelwood的大班（总裁）宅邸，由苏格兰建筑师Clough Williams Eeuis设计。有趣的是此人从未来过上海，只是将图纸画好后寄到上海，然后通过每月的汇报和照片遥控进度。这栋豪宅的第一位主人是当时的上海太古洋行总裁麦凯（E. F. Mackay），他1892年在伦敦加入太古洋行。曾分别在该洋行香港、天津及上海分行工作。后任该行上海分行大班，来上海后又兼任英商上海商会主席五年。在1920—1924年曾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其间还在1921年任副总董。还担任过数年上海仁济医院院长。

1934年拍摄的刚落成的太古洋行大班宅邸

这幢独立式花园住宅建筑风格是英国帕拉第奥式,为2层砖混结构,建筑面积为1647平方米,该宅建筑平面由主楼与辅楼平行组合而成｡主楼平面与立面呼应,强调轴线对称｡辅楼与主楼东侧餐厅备餐间连接,不影响主楼的造型和光线,进深北面突出部分与主楼连接处作一个弧形处理，既与北大口弧形车道相呼应,又达到建筑立面主从区分的效果｡主楼立面简洁､典雅｡正面南立面分左､中､右对称的纵三段｡底层是外廊式,采用双并列的科林斯柱式,柱廊后为落地钢质玻璃统长门窗,处理简洁典雅｡二楼有宽敞的爱奥尼克双柱柱廊,并以宝瓶式栏杆围护｡平坡屋面用铜皮铺制,故此屋俗称“铜房子”｡宅前大片绿茵草坪,使住宅掩映在各种名贵树木花卉之中,院内树木长青,四季花香,在近百种树木中有江南仅存的两株大王松和百年老香樟､五针松､塔枫､雪松､龙柏以及银杏､香榧､金桔等果木,景色幽雅,环境怡人｡这是一座设计､施工精良,得到较好维修保护的新古典主义建筑的代表作品｡1994年该宅被列为上海市优秀近代建筑保护单位｡1949年之后,该宅一直作为中共上海市委内部招待所,许多中央领导人到上海均入住此宅｡改革开放后,改为兴国宾馆1号楼,对外开放｡20世纪80年代,重返中国内地市场的太古集团在这里举行了董事会议,当时与会者都感叹斗转星移,沧桑巨变｡

艰难岁月

至20世纪30年代，太古洋行以及发展成为上海乃至亚太地区数一数二的航运商贸企业，与怡和洋行、沙逊洋行并称英商洋行三巨头。然而一场浩劫正在慢慢逼近。

1940年拍摄的法租界外滩。太古码头停泊着各式船只。画面右侧这栋高楼就是法国邮轮公司，现今为上海市档案局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起初，太古仍能因英资身份免受战火波及，但到了1941年底，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那刻起，太古在华建立了近七十年的基业就几乎毁于一旦。1937年11月，上海华界全部陷落，由于英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外侨、使节和商人，日军暂未敢在租界内轻举妄动，但形势正危如累卵，华洋企业的生存空间也岌岌可危。雪上加霜的是国军撤退时，为阻慢日军追击，特意在上海与南京之间的长江水道上，凿沉了数十艘船只做障碍物，以此拖慢日军以水路前进的速度，长江航道因此变得更窄更险。但太古轮船没有撤退自保之意，并坚持派出拖船和驳艇维持服务，来往于长江沿岸与上海租界，尽力保持战时中国的水上运输网。太古轮船分别以两组船队运作，在障碍物前后两端航行，每当船只驶近障碍前，即靠近岸边卸下货物与乘客，转以陆上交通转驳，在陆路绕过障碍水域后，再转上另一组船队继续前行，虽然耗时费力，但太古仍以此折中方法，与其他外资航企一起支撑着长江下游作战期间的航运。

1938年，黄浦江边沉没的船只

1937年12月，日军终于兵临南京城下，大批中外难民涌上太古轮船撤退，其中“黄浦号”相信是最后一批协助华洋人员撤离南京的船只之一，船上不单挤满了大批逃避战火的难民，更接载了一批刚从英国参展返国、价值连城的中国艺术品，最终成功撤至汉口。在抗日战火中，太古轮船依然以上海租界和香港为中心，尽量保持着南北沿海及长江和华南的内河航线服务正常运作，穿梭各地维持平民和物资的来往。1941年12月8日清晨，日军连环突袭珍珠港和香港等地区，不宣而战，再迅速进驻上海和天津等地多个租界。最后，香港于12月25日圣诞节当天沦陷，太古也走进了它在华历史中一段最黑暗的年代。

战争期间，部分太古船只被日军击毁，幸存的船队四散，火速撤离战区，在没有航海图和足够准备下逃到东南亚海域，再辗转南下澳洲；一些不幸的船只和船员就只好束手就擒。例如在日军突击香港和上海租界那天早上，上海的“浙江号”就在海上被日军追截，成为首艘被日军俘获的太古船只，船上的华籍船员被解散，而6名欧籍船员则被送进上海的集中营囚禁。

中国抗战期间，太古洋行只剩下重庆分行坚持营运，处理仅余的零星业务，与太古在印度孟买和加尔各答的分行保持联系，而斯怀尔公司的伦敦总部也在德军的空袭中焚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太古发现它在华的资产几被日军和盗匪掠夺一空,而中国各大城市正百废待兴，港口布满沉船，加上内战如箭在弦，商贸前景极不明朗｡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中外企业纷纷重返上海，希望尽快从日本人手上取回各项资产｡当时的政商形势十分复杂,多方势力都在明争暗夺各种商业利益,国币大幅贬值造成金融混乱,帮派在上海横行令治安状况堪忧｡上海太古洋行向伦敦总部汇报:“工运已成为上海的常态,不同帮派常常打斗,并使用各种手段吞并多项公共事业和工业｡”

解放战争后期, 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 在华外资企业根据形势, 纷纷将企业资金外移｡从总体上看, 外资企业虽然处于衰败状态,但由于他们长期垄断某些行业, 在经济活动中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947 年2 月至1948 年1月, 外国资本在上海进出口贸易中, 经营比重占到44.4%; 1948 年上海共有沿海航船223 艘, 英国资本所有的达167 艘，其中大部分为太古所有。中央财经委员会在1950年的中国经济情况% 也做了同样的描述, 认为国际贸易和沿海航运中, 外国船舶将仍占重要地位,帝国主义对我国际贸易交通事业, 乃至上海公用事业仍有巨大的控制力量。

1953年春, 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率领调查组赴上海､武汉等地调查, 总结党在建国以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和限制政策的经验, 其中包括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初步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经验｡李维汉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出: "国家资本主义是我们利用和限制工业资本主义的主要形式, 是我们将资本主义工业逐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的主要形式, 是我们改造资本主义工业使它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要形式｡也是我们同资产阶级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并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主要环节｡"

1954年, 国际局势趋于缓和, 中英两国互派代办, 英国官方对英商的态度是尽快转让其在华企业, 并认为不可能支持英商在转让中谋取高价。英国政府的态度是明朗的, 在华英商应该适应中国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英商负责人则表示，无论你们采取什么态度, 你们的企业终将为政府所有。英商也体会到转让是结束企业唯一可能为中方接受的方式。由此太古公司经过长时间的犹豫, 终于提出了转让申请, 它们的目的是：希望在摆脱其不动产及有关义务的负担后，致全力于对华贸易和航运。

20世纪30年代，从停泊在黄浦江上的太古轮船公司货轮舰桥望去，两岸码头、工厂尽收眼底，船头的太古旗一直是这个商贸航运帝国扩张的象征。1949年之后，旗帜缓缓降下，退出历史舞台，上海迎来新纪元

1958年12月下旬，太古集团所属太古股份有限公司、太古轮船股份有限公司、太贸股份有限公司、太古制糖股份有限公司同时发表声明，将他们在中国内地的全部财产转让给上海市外轮代理公司。1959年，太古洋行全部资产完成转让给上海有关机构的手续，就此太古在上海长达93年的经营史落下帷幕。

商业扩张之路

战后，约翰·萨缪尔·斯怀尔的孙子施约克（John Kidston Swire, 1893—1983）出任太古主席。在他的领导下，太古重建各项主要业务。1948年太古购入本地航空公司国泰航空（Cathay Pacific Airways Limited）的百分之四十五股权。此时国泰航空已由原本只有一架DC3（“Dakota”）型美国退役军机），扩大至包括6架DC3型飞机及一架Catalina水上飞机的机队。香港航空业务的发展便成为施约克以及太古引以为傲的成就。1950年，太古糖业公司及太古船坞再度全面投产。以香港为母港的太古轮船公司开始在澳洲、新西兰等地开展新业务，在太平洋沿岸地区的业务网络日益扩大，形成公司营运至今的班轮业务模式。

20世纪80年代，中国内地改革开放步伐加快，太古的眼光再次聚焦这片热土。太古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再度投资于中国内地，除以可口可乐公司中国业务系统的主要装瓶商身份投资于饮料生产业务外，还涉足多个不同行业。1990年，集团购入区域航空公司港龙航空的大多数股权，为进军日益增长的中国航空市场奠定稳固的根基。与此同时，太古公司的漆油生产及营销业务与世界驰名的漆油生产商卜内门公司合并，成立卜内门太古漆油有限公司。该公司于2008年AkzoNobel 收购卜内门公司后更名为阿克苏诺贝尔太古漆油有限公司，太古公司现时持有该合资公司四成股权。阿克苏诺贝尔太古漆油公司于广州、上海、河北和成都设有厂房，为中国内地提供各种“多乐士”品牌产品。香港回归祖国之前，太古旗下国泰航空进行划时代的股权重组计划，增加中国政府对外投资机构中国中信公司所持有的国泰航空股权。这次交易相当重要，确保国泰航空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能顺利过渡。1996年国泰航空与港龙航空进行股权重组计划后，时任太古集团主席的施雅迪爵士（Sir Adrian Christopher Swire，施约克之子）还专程于7月初前往北京拜会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