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律师到司法部首任部长，她是享誉中外的“女中豪杰”

从大律师到司法部首任部长，她是享誉中外的“女中豪杰”

“延陵有君子，铁肩担道义为生民立命；开国女部长，妙手著法统替天地正心。”

这副饱含敬仰的对联，高度诠释了一名女性卓越、伟大的一生。

她，是动荡年代的知名女律师，一心为民众匡扶正义、秉公执法。

她，是革命岁月的救国志士，矢志为国人奔走呼号、誓死不屈。

她，是建国之初的司法部长，致力为百姓制订法律、排忧解难。

她，是我国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法律学家，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领袖。

她，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民主斗争，为我国的司法事业、妇女解放事业，开拓了壮阔的万里征程，书写了新时代的精彩华章。

她，就是史良，一位跨时代的杰出女性。

民国律师，高风峻节

1900年3月27日，一个草长莺飞的春日，史良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清贫的书香之家。

那是一个风雨如磐的年代，我国历史刚刚翻到了晚清这一页。其时，神州大地国危民艰，正步履沉重地走进了被列强欺凌的沉痛篇章中。

而史良，正是在这个晦暗动荡、亟待破局的时世背景中降临人间。

她的父母，皆是当时思想较为开明的知识分子。史父是私塾老师，史母会作诗擅下棋，夫妇二人很重视对孩子的教育。

史良母亲

在家庭环境的濡染中，史良小小年纪便才识过人，秉承了父亲倔强的心性、母亲干练的气度。

彼时的常州，是一个崇文重教、经济发达的兴盛之地。

在这方水土里成长、在新文化熏陶中学习的少女史良，脑中激荡着各种新思想，心中也萌发了民主意识和爱国思想的小芽。

青年时期的史良（前排右一）与全家合影

1919年，“五四运动”的思潮席卷全国。年仅19岁的史良，亦怀着一腔热血投身其中。

当时，她是常州爱国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常常带领一众学生，手执书有“国民猛醒”、“抵制日货”等宣传纸旗，四处游行演讲，鼓动各界人士共谋救国方针。

1922年7月，史良来到上海，一心扑在法律专业上，立志要做一个为人民伸张正义、“绝不出卖灵魂”的律师。

史良年轻时的照片

她求学之时，北伐战争迅速推进、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很多学生都踊跃参加革命运动，史良也不例外。

1927年，史良毕业后，由于就读的法科大学是私立大学，拿不到律师证书，经人介绍到南京一个行政单位工作。

她的上司，是国民党的官僚兼党棍，常与一身正气的史良针锋相对。

不料想，不久后，上司竟以“思想问题”的罪名，卑鄙地将她逮捕入狱。

在牢中，史良撼动于许多共产党人受尽酷刑，却坚贞不屈、慷慨就义的高尚情操，见证了国民政府统治的黑暗与丑恶。

两个多月后，经由蔡元培先生出面，她才被保释出狱。

历经此劫，史良仿佛“从天真的迷梦中惊醒”：国家要走向正途、有光明的未来，还需要走很长、很崎岖的一段路！

稍作安顿后，她返回了上海，边奔波于生计，边宣传民主独立、反对列强侵略。

某天，一个好消息从天而降：上海法科大学更名为“上海法学院”，并经国民政府批准立案。她领到了律师证明，终于当上了律师！

1931年，31岁的史良在上海创办了律师事务所，开启了精彩、跌宕的律师生涯。

同时，她加入了革命互济会担任律师，主要任务是营救被捕的革命者。

经由互济会，她与中共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成了党的忠实盟友。

在国民政府专制、独裁的统治下，她凭着渊博的专业知识、不凡的胆识智谋，整日穿梭于牢狱、警局与法庭之间，冒着生命危险，为地下党员做辩护律师，积极援救过很多被陷害的革命同志、党的骨干人物。

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工人运动领袖邓中夏。经过史良不遗余力地营救，邓同志已可以交保释放。

邓中夏

令人悲愤的是，因被叛徒出卖，邓中夏同志最终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

邓中夏的案件，给史良带来极大的冲击，促使她从一名律师，逐步成长为关心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政治活动家。

除了政治案件，她在处理民事案件这方面，也大显身手。

她特别同情受欺压的妇女，办理了大量与婚姻相关的案件，帮助无数遭遇婚姻困境的妇女。同时，也对旧时代中国妇女的苦难有了非常深刻的认识。

她也深谙底层贫苦人民无钱申冤、维权无门的痛苦，常常不收分文、义务出庭，甚至为他们倒贴杂费、垫付住旅馆的费用。

自打律师事务所开业那天起，她的工作台上，就摆放着一块银盾，上面镌刻着“人权保障”四个大字。

这是史良终生信奉的人生座右铭。

因为她富有正义感、不畏权势，擅长打官司，很快就成了名震上海滩的大律师。

然而，一场黑色的劫难，犹如一张狩猎的大网，正暗暗在朝她撒过来。

救国君子，铁骨铮铮

在办案过程中，史良遇到了生命中的挚爱。

他叫陆殿栋，是法租界工部局的一名翻译官，气质翩翩、颇具才学。

二人志同道合、情意弥笃，走进了爱的诗篇里。

陆殿栋、史良合影

此时的史良，拥有出色的事业、知心的爱人，人生本可以走上一段平稳、舒心的道路，却突然遭遇了无妄之灾。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没有极力抵抗，“团结御侮、抗日救亡”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政治主题和全民族的共同要求，全国各地都掀起了抗日救国的高潮。

日军占领沈阳

而史良也积极响应，于1935年12月，领头成立了上海妇女救国联合会，号召全国妇女参加抗日民族解放运动。该会成立不久，便形成了一支妇女抗日救亡大军。

1936年5月，宋庆龄同志响应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史良也迅速加入救国会，并被选举为理事之一。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

救国会成立后，向全国各党派建议立即停止军事冲突，释放政治犯，制定共同救国纲领，建立统一的抗日政权等。

救国会还组织了大规模的爱国救亡运动宣传，促使民众抗日情绪持续高涨。

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举行市民大会

而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国民政府，对此极其恼火，不断压制国内抗日力量，大肆迫害爱国革命人士。

“九.一八”事变五周年时，上海民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遭到军警的残暴镇压。

在示威队伍之间呐喊的史良，也被棍棒殴打得血迹斑斑！

好在，有一群工人奋不顾身护着她，她才捡回了一条命。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史良义愤填膺：“我要报仇！”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革命信念。

而国民政府则继续疯狂“剿共”。他们将阴鸷的目光，狠狠地盯住了救国会。

1936年11月22日的深夜，受日方指使，国民党上海当局，以“危害民国”的罪名，悍然拘捕了救国会的七位主要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

史良，是其中唯一的女性。

此一恶行震惊中外，被称为“七君子事件”。

海内外人士皆愤慨不已，中国共产党立即通电全国，宋庆龄发表营救“七君子”的声明，还亲自跑到苏州与国民党当局说理。

身陷囹圄、生死未卜，史良却表现得很从容坦荡、无畏无惧。

当时，她和六十多个女犯人关在一起。她不急不躁，一边利用亲友探监之机，和男监的“六君子”、外界朋友互通声气、研究对策，一边热心地当起了女犯们的义务律师，教她们识字、读报，帮她们分析案情，教她们如何辩护、维权、申诉等，还向她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教她们唱救亡歌曲。

狱里的她，时常穿着得体的旗袍，梳着利落的卷发，嘴角微微漾着气定神闲的笑意，根本不像一个落难、颓靡的“犯人”，颇有“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气魄。

被羁押期间，她始终铁骨铮铮、气节朗朗，一身凛然正气，坚定拒绝敌人的利诱阴谋，坚守着“爱国无罪”的正义立场。

牢狱之外，各界各党派的爱国人士，都在不断声援、营救“七君子”。

中共中央为此发表宣言，严正要求国民党政府放弃错误政策，释放政治犯。

宋庆龄、何香凝等著名的民主革命活动家，则向国民政府“自请入狱”：既然爱国有罪，那么所有的爱国者，都应该去坐牢。对此，国民政府当局始终不敢答应、回应。

而国际著名学者罗素、杜威、爱因斯坦等，都不约而同致电国民政府，对七君子进行声援。

宋庆龄曾到狱中探望史良，温言互勉：“我们全国一切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人，都在支持你们！”

左起：宋庆龄、史良、蔡畅合影

两位革命志士紧紧相拥，史良的眼眸涌出滚烫的泪花，心中燃烧着鼓舞之火。

迫于各方压力，国民政府最终于1937年7月31日，宣布释放“七君子”。

被关押了七个多月的史良，即时恢复自由身，一出狱，便看见了静候多时的男友陆殿栋。

她入狱期间，陆殿栋对她一直不离不弃、为她四处奔走，可谓“患难见真情”，让史良深深感动。

没多久，在宋庆龄的见证之下，史良与陆殿栋结为百年好合。

自此，他们在感情的旅途上，一直风雨同舟、相濡以沫。

开国部长，鞠躬尽瘁

历经“七君子”事件后，史良更加坚定自己的革命信念，继续发动妇女参加抗战，大力争取妇女的平等合法权利，逐渐成长为党的大后方的妇女运动核心领导人之一。

而关于妇女解放的议题，早就在她心里牢牢扎根。

抗战胜利后，史良担任中国民主同盟会的法律顾问，继续为争取民主与和平、反对内战等，不懈进行着民主革命活动。

1949年10月，在人们激动的泪水与欢呼声中，新中国成立了，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经过人民选举，49岁的史良，当选为我国首任司法部长。

重任在肩，史良不免心怀忐忑。

毛主席、周总理都鼓励她：“你不要怕。没有关系的，你做好了，有党的支持！”

史良信心大增、踌躇满志，一头扎进新中国的司法事业，热火朝天地开展工作。

开国伊始，万象更新、百业待兴。就我国的法制建设而言，是一个非常棘手、艰巨的“工程”。

就好比是在破落的废墟之上，打造出一栋高楼大厦——既要废除国民政府压迫人民的那一套糟粕的司法制度，更要制定、建立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

史良迎难而上，先是和最高人民法院合作，在全国筹建各级人民法院和法庭。

接着，她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讨论了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刑法大纲、诉讼程序通则、公司法等草案。此后，她对这些条例的研究讨论、制定实行都尽了极大的努力。

同时，史良在建立人民法制与法律秩序，改造和整顿各级人民法院工作等方面，都下了很大的苦功，使得我国人民司法机关的政治面貌焕然一新，为后来的人民司法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也为从司法方面保障国家大规模建设的顺利进行，做好了相应的准备。

此外，她还提出建立新的律师制度、公证制度，建立人民陪审员制度，还建议法院设立婚姻法庭，由女性担任庭长，专门承办妇女婚姻案件……

她对新中国的法制建设提出过很多纲领性的建议，为新中国的法制设作出过许多贡献。

其中，我国《婚姻法》的颁布，就是史良主持制定的。

1950年5月1日，我国的第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正式实施。

这部法律共8章27条，废除了包办强迫、男尊女卑等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制，禁止重婚、纳妾等制度——让我国万千女性逐步摆脱封建婚姻的禁锢，获得自由和重生，在男女平等的发展史具有重大的意义！

《婚姻法》的背后，倾注着史良大量的心血，也充分体现了史良的初心：“妇女得不到解放，整个民族就讲不上解放！”

为了让婚姻法得到真正的贯彻、落实，史良经常督促各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等部门执行该法律，甚至不辞劳苦，亲自跑到基层考察、检查执行情况。

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要让妇女树立起正确、幸福的婚姻观念，使沉浸在封建婚姻的苦海中的姊妹，也能正确的在这《婚姻法》的保证下挣脱出来，和男性一起，为促进社会进步、国家富强而奋斗！”

20世纪50年代初，基层妇女干部在街头书写宣传婚姻法的板报

毛主席曾这样评价《婚姻法》：“《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婚姻法》是家庭的根本大法。”

任职以来，史良一心为民，工作兢兢业业，作风清廉务实，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拥护。

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史良再次被任命为司法部长。此外，她还历任全国妇联第一届执委、第二、三、四届副主席。

女权先驱，垂范后世

史良为了新中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做了大量的奠基、开拓工作。

而对于我国的妇女解放事业、妇女儿童事业，她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此外，她还着力加强联系、团结各个阶层的妇女，促使她们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无论是文教界、科技界的女知识分子，还是工商界的女商人、女企业家等，她都非常关注、关心，并鼓励她们积极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和劳动。

她还为加强中外妇女的友谊、保卫世界和平，而付出诸多努力：

她曾率领中国妇女代表团参加亚非妇女会议、参加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理事会，先后访问了捷克斯洛伐克、印度、斯里兰卡等多个国家，并多次热情接待来华访问的外国妇女代表团。

1956年12月20日，史良（左一）率中国妇女代表团应邀访问印度

她向外国朋友介绍新中国妇女的工作、生活和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的成就，表达中国妇女维护世界和平、反对侵略战争的意愿，与她们交流妇女儿童工作经验……

时至今日，她的关于妇女解放途径的探索、实现妇女解放，以及对妇女权益的保障等思想，依然有着深远的社会意义。

可以说，史良就是一名女权运动的先驱者，一生不断为女性争取最大利益，是无数女性的典范与榜样！

1985年9月6日，史良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

令人惊讶和钦敬的是，她竟然没有给亲属留下任何的遗产：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她就将自己的财产都陆续捐献给了国家，包括她于1948年办理一宗大遗产案件中获得报酬——上海的十几栋上海洋楼。

革命家邓颖超，曾这样评价史良：“史良以自己的形象树立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范例，无愧为共产党的老朋友，光荣的爱国民主战士，中国杰出的女革命家。”

邓颖超同志看望晚年的史良

而毛主席更是由衷地称赞她是“女中豪杰”。

史良故居雕像，“女中豪杰”四字为毛主席所题

史良当之无愧。

她的一生，贯穿了清末、民国、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初期等几个跨时代的时间线，见证并参与了时代的变迁、国家的变革。她用一生，完美诠释了“杰出”二字，展现了伟大的精神力量。

从一个小律师到新中国的首任司法部长，她始终奋战在司法第一线，为国为民贡献了自己的毕生精力，为无数女性同胞毅然撑起了一片天！

她，永远值得人民深深铭记！文/打盹的下午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