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历史随笔《先生向北》之十三｜从王永江到成仿吾：两所“东北大学”的历史

时间：2025-06-25 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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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历史随笔《先生向北》之十三｜从王永江到成仿吾：两所“东北大学”的历史变迁

从王永江到张学良

1921年，东北三省是张作霖的天下。然而，“东三省巡阅使、奉天督军”的官衔，让这个胆大过人、智慧超群、野心勃勃的小个子，并没有止步于此的想法。终于在这一年，他迎来了机会，进京组织梁士诒内阁，开始染指全中国。而就在这一年的年初，颇有知识分子情怀的奉天省代省长王永江和奉天省教育厅厅长谢荫昌相约，踩着咯吱作响的冬雪，来到张作霖的帅府，难掩激情地滔滔陈词：要想让东北不受外人欺负，又可为下一步的雄韬伟略助力，还可使东北富强，必须创办自己的大学教育，培养各方面的急需人才，以增添力量。张作霖欣然应允。

当年10月25日，奉天省议会讨论决定，联合吉林、黑龙江两省创办东北大学。转年春，东北大学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

大约一年的时间，各方面准备基本完结。1923年4月19日，一枚刻着“东北大学之印”的印章由奉天省公署颁发，并于7日后正式启用，东北大学宣告成立。王永江为首任校长。

王永江是闯关东者的后裔，1871年出生于辽宁大连，从小即绝顶聪明。又因博览群书，才思过人，眼光独到，1917年被张作霖赏识，任奉天省财政厅厅长兼东三省官银号督办。事实证明，王永江是一位少见的理财高手，时间不长，就让东三省的银号买卖兴隆，奉天省的财政收入更是年年飘红，国库十分充盈。由于其出色的才能，张作霖任他作奉天省代省长、省长。兼任东北大学校长后，他着手聘请名师、购置设备、招收学生，并敦促相关部门把沈阳昭陵前白桩外陵地以及毗邻的民用土地共500多亩作为新的校址。1925年9月，新校址竣工。

在王永江的带领下，东北大学按现代大学的标准，设立理、工、文、法、教育等学科。同时，想方设法丰富学校的学术氛围，邀请国内名师、大家以及来自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家学者、专家，就教育的历史、东北三省经济发展与中国民生的关系、列强对中国的联合政策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的学术讲座。这不仅让学生们得到了巨大的收获，也让学校在短时期内声名鹊起。

可惜的是，随着时局的发展，王永江淡出了政治。更可惜的是，他因病于1927年11月去世，只有56岁。临终前，他向亲朋好友低低叹息，以未见东北大学毕业生为憾事。著名史学家傅斯年在生前曾经准备撰写一部民国史，并认认真真地列好了大纲。在大纲中，有一个章节叫《循良传》，里面收录的人极少，只有三个，王永江列第一。

王永江去世后，大学委员会公推时任奉天省长的刘尚清继任。但时间不长，皇姑屯事件爆发。1928年8月16日，张学良亲任东北大学校长。

“研究高深学术，培养专门人才，应社会之需要，谋求文化之发展”，是张学良任校长期间提出的东北大学办学宗旨。为使学校的条件更趋完善，张学良先后给学校捐献180万现洋，建成了文法学院教学楼各一座、可容数百人的凹字型学生宿舍一座、教授住宅38栋、化学馆、纺织馆、图书馆、实验室及马蹄形体育场。曾有人这样评价当时的东北大学建筑：那建筑之宏伟，那工料之精美，那样式之新异，每当斜阳夕照，辉煌美丽，眩目夺神！

更令人“眩目夺神”的在建筑之外，张学良重金礼聘，请来了著名教育家和政治活动家章士钊，请来了思想家、哲学家、国学大师梁漱溟，请来了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人称官场“侠客”的罗文干……这一批名师执教东北大学，让学校英才荟萃，如虎添翼。

让东北大学门楣光耀的是，1928年9月，中国建筑史的一代宗师梁思成携新婚妻子林徽因来校任教，他们要在这里创办全中国大学中的第一个建筑学系。同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一个去耶鲁大学戏剧专业学习舞台美术设计，一个去哈佛大学攻读建筑学硕士学位，作为中国向西方学习舞台美术的第一位留学生的林徽因，与哈佛建筑学专业毕业的丈夫梁思成，联手创造一个建筑系，好像并不是什么难题。张学良给夫妻二人开出了高价：作为教授兼系主任的梁思成，每月薪水800元，作为教授的林徽因，每月薪水400元。短短几年，梁思成与林徽因就为东北大学培养了诸如刘致平、莫宗江、陈明达等建筑学领域的健将。

接受东北大学的邀请，同意来东北大学任职，也是出于梁思成父亲梁启超的极力推动。本来，从国外归来的这对小夫妻有机会到清华大学工作。（梁从诫：《倏忽人间四月天》，载《不重合的圈——梁从诫文化随笔》，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梁启超当时对梁思成和林徽因说：“（东北）那边建筑事业将来有大发展的机会，比温柔乡的清华园强多了。但现在总比不上在北京舒服……我想有志气的孩子，总应该往吃苦路上走。”

1929年7月1日，王永江的遗憾在张学良这里得到了弥补，东北大学第一届大学生毕业了。张学良亲手把学士学位证书颁到120名学生手中。为了让学生精英得到进一步的深造，张学良还决定，各系毕业成绩获得第一名的学生，由学校选送，赴英国、美国、德国等各国大学留学深造。

到1930年秋，东北大学已经有6个学院24个系8个专修科，学校校园壮丽，设施设备充足，办学经费充裕，良师云集，盛极一时。

可是不久，“九一八”事件爆发了。东北大学被迫迁往北平，后又迁往开封及西安，成为流亡大学。但即便在流亡期间，东北大学仍然展现着顽强的生命力。1932年7月，学校仍然筹资8000现洋，资助该校一位名叫刘长春的学生参加了第十届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是中国首次派运动员参加这一世界级的赛事。

在此期间，一批在国内很有影响力的名师仍然跟随学校，在艰难的情况下坚持为学生上课，他们有陆侃如、冯沅君、金毓黻、高亨、杨荣国、姚雪垠等。

日本投降后，东北大学自1946年开始陆续返回沈阳，1947年2月恢复上课。1949年，新中国成立，东北大学揭开了新的篇章。

1949年3月，以东北大学工学院为基础的沈阳工学院成立了。1950年4月，沈阳工学院与抚顺矿专、鞍山工专合并成立东北工学院，并于当年8月设校址于今天的沈阳南湖。1960年10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增加全国重点高等学校的决定》，东北工学院被列为全国64所重点大学之一。1993年4月22日，东北工学院复名为东北大学。

从张学思到张如心

1945年10月，目光如炬的毛泽东在延安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把中国共产党的战备重点转向华北和东北，进驻东北建立稳定的根据地。对应这一战略转移，首先行动的是教育、科学和文化艺术在内的部分中央机构。10月25日，时任延安大学校长周扬、副校长张如心接到了毛泽东亲自签发的命令：把延安大学一分为二，一部分继续留着不动，另一部分转往东北，筹建东北解放区大学。

不久，由周扬任队长、张如心任副队长的筹建队伍从延安启程，奔赴东北。

此时的周扬，刚刚37岁，但已经是著名的现代文艺理论家、文学翻译家和文艺活动家了。自日本留学回国，他1930年在上海投身了左翼运动。1937年9月，他同艾思奇、周立波等12人一起来到延安，历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鲁迅艺术文学院副院长、延安大学校长。他曾亲自指导鲁艺的师生们创作和演出歌剧《白毛女》，振动四方。

与周扬同岁的张如心，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从1937年8月起，仅仅29岁的他便已任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政治教育科科长，后历任军政学院教育长，中央研究院中国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党校三部副主任，延安大学副校长等职。

1941年3月，一篇名为《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刊发在《共产党人》杂志上。文中一个首次提出的概念吸引了众人的注意：“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他在文章中对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进行了比较科学的概括，认为毛泽东的言论和著作“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典型的结晶体”。这篇文章为“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的正式确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启程的周扬和张如心由于一路上国民党军队的封锁以及相关工作尚需接洽和处理，行进的速度并不快。因为周扬还有其他任务要完成，后来这支队伍就由张如心率领。

此时的东北，也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1945年11月，为了团结东北各地的青年，为了推进青年的各方面工作，东北局决定建立一所大学。根据当时制定的“让开大路，开辟南北满根据地”的战略，他们选择了当时各方面条件比较好的南满根据地政治中心辽宁本溪作为学校的所在地。1946年1月，学校的名字确定为东北公学。并决定，指派从鲁艺调到本溪任市委宣传部长的张松如以教育长的身份主持筹建工作。张松如即公木。在公木等人的努力下，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拟于1946年2月正式开学。恰在此时，东北局有关负责人认为东北公学的名字不太好，经慎重考虑后决定，干脆就叫东北大学，中长期的目标是建立一所包括多学科的综合性大学，短期的任务则是进行干部培训。

那么，谁来任东北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呢？本来，东北局准备请时任沈阳市副市长的白希清做校长，但后来觉得有一个人更合适，那就是抗战胜利后转回东北，任辽宁省政府主席、辽宁军区司令员，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的张学思。张学思非是别人，乃张作霖的第四个儿子，张学良的弟弟。

1946年2月，张学思正式兼任校长一职。学校首届预科、研究室和行政训练班共招收了200余名学员。

几乎与开学的时间同步，国民党军队开始向本溪进犯，东北大学随即迁到丹东。但没过几天，又要迁徙。在此后的一年左右时间内，东北大学师生七次迁校，即，迁通化，迁长春，迁哈尔滨，迁佳木斯，迁吉林市，迁长春，迁佳木斯。最后到达佳木斯已经是1946年6月了。这也让新成立的东北大学成为了典型的炮火中的大学。

两个月之后，张如心率领的一百多名教师终于来到这里，加入了东北大学。学校也可以称得上“越打越强”，到1946年10月，全校已经有教职学工1620人，延安大学、华北联大的一大批教授以及东北本地的一批知名教授均汇集于此。萧军、马可、吕骥、王曼硕、杨公骥、吴莲溪、丁克全等一批有影响力的教授和专家成为学校的顶梁柱。

在佳木斯整整两年时间，炮火声终于渐渐远去。1948年7月，根据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决定，东北大学迁至吉林市，与这里的另一所由中国共产党在两年前创立的吉林大学合并。合并后，仍定名东北大学，张学思不再兼任，张如心成为校长。

1949年2月，东北大学进一步充实力量，位于沈阳的东北大学的文、理、法三个学院并入吉林市的东北大学，国民党时期在吉林建立的长春大学、长白师范学院并入吉林市的东北大学，这一下使学校成为当时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大学。1949年7月，学校迁入基础条件更好的长春，校址定在今人民大街与自由大路交汇处。此时的东北大学已经有3个院、10个系、2个预科，全校学生已经达到2200人。

1950年4月1日，东北大学又一次更名，这也是由于办学目标的改变造成的，即，要把这所学校由培养各方面干部转而建成新型的正规化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从此开始了在东北长春的青春绽放。

成仿吾：长征路上唯一的大学教授来到东北

1952年10月，张如心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调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党委委员、中共党史教研室主任。另一个重量级人物因为东北师范大学的机缘在东北的大地上亮相了——著名教育家和社会科学家成仿吾先生在全国院系大调整中，来东北师范大学任校长兼党委书记。

成仿吾1897年出生于湖南娄底的一个书香门第。祖父成明郁是大清光绪三年的进士，做过知县。成仿吾受家庭熏陶，从小勤勉好学。13岁那年，他随长兄成劭吾赴日本求学。比成仿吾年长5岁的郭沫若此时正在日本学医，不久，他们就成了朋友。1913年，他考入东京高等学校预科，1917年，入读东京帝国大学造兵科，攻读枪炮制造专业。在此期间，成仿吾又自学了法语。至此，他已经掌握了日、英、德、法四国的语言。郭沫若评价他说，仿吾的过人处是在他的记忆力强，在他们几个人中，他要算是头脑最清晰的一个。

1920年，23岁的成仿吾开始用他喜欢的文学方式表达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当年初，他的处女作小说《一个流浪人的新年》创作完成，并交给他的朋友们传阅。同年2月底，他的《新诗》和《狂飙时代》两篇文章在上海的《时事新报》副刊上发表。第二年，中国新诗的奠基之作，郭沫若的第一本新诗集《女神》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一部白话短篇小说集，郁达夫的首部短篇小说集《沉沦》出版。这些鼓舞人心的文学事件让成仿吾等几个人有了一种冲动，他们想以文学为根基，联合起来，寻找中国新发展的文学力量。

1921年6月8日，日本东京郁达夫的寓所喜气洋洋，由田汉、成仿吾、郁达夫、郭沫若、张资平、郑伯奇、穆木天等人发起的“创造社”在这里成立，打出了“创造社同人奋然兴起打破社会因袭，主张艺术独立，愿与天下之无名作家，共兴起而造成中国未来之国民文学”的旗帜。第二年5月，“创造社”的《创造》季刊开始出刊。成仿吾在其中以发表评论性文章为重，并剑指胡适、鲁迅、徐志摩、冰心等众多名家、大家，文风干脆，文思犀利，一时为世人所瞩目。

1921年，成仿吾回到中国，继续从事文学创作。1925年，由于长兄成劭吾在湘军第一军第一师任军需处长，经他协调，代军长方鼎英出面介绍，成仿吾被聘为广东大学理学院物理和德语教授，来到广州。后来，因黄埔军校初创，缺少师资，成仿吾又兼任了黄埔军校入伍生部政治教官。正是在此期间，成仿吾结识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人。1927年后，成仿吾对马克思主义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赴法国深入系统地了解马克思主义。1928年，他在法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9年，成仿吾又来到德国，在柏林大学学习政治理论课程。1931年，成仿吾回国，并参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活动。1934年，成仿吾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马克思主义学校（中央党校前身）工作，还曾代表时任中宣部部长的潘汉年为宋任穷等高级班的学员讲授《共产党宣言》等课程。这一年的10月，因为革命斗争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他随中央红军参加了长征。他也因此成为长征途中唯一的一位教授。

当时，成仿吾与谢觉哉、董必武、徐特立、蔡畅等人，随中央纵队一起行动。他们每个人带的东西基本都一样，那就是“五个一”：一条毯子、一袋干粮、一个挂包、一支红缨枪和一个搪瓷缸。但成仿吾与别人略有不同，他是“六个一”，组织上给他安排了一个挑夫。挑夫的担子里全都是从中央马克思主义学校带出来的书籍和资料。其中有一本成仿吾极为看重的《资本论》，翻雪山，过草地，一路风风雨雨，随着他走完了长征。让成仿吾感到欣慰的是，这本书被带到延安后，毛泽东撰写《矛盾论》和《实践论》等文章时，听说成仿吾手里有一本厚厚的《资本论》，特意借去参考使用。如今，这本书已经进入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博物馆。

从1937年开始，成仿吾的生命轨迹与大学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就在这一年，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陕北公学，以满足从大江南北赶到延安的青年学生的求学愿望，任成仿吾为校长。毛泽东为学校的成立写了题词。当年11月1日，陕北公学正式举行了开学典礼。成仿吾邀请毛泽东为师生们发表了演讲。“你们要求我讲时局问题，趁着你们开学的机会，我就来讲一讲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与你们有密切联系的，因为学习的人、教育的人都是为着一个目的，这就是挽救民族与社会危机。”“我们要造就大批的民族革命干部，他们是有革命理论的，他们是富于牺牲精神的，他们是革命的先锋队。只有依靠成千上万的好干部，革命的方针与办法才能执行，全面的全民族的革命战争才能出现于中国，才能最后战胜敌人。”（毛泽东：《目前的时局和方针》，《毛泽东文选》第二卷）

1939年，陕北公学与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工人学校、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合并，成立华北联合大学，成仿吾仍然出任校长。就是在这一年，刚刚18岁的宋振庭引起了成仿吾的注意，认为其才情俱佳，出类拔萃，于是，遂邀请他担任该校教育科长。

1945年，胜利的钟声即将敲响了。毛泽东见到在延安参加党的七大的成仿吾，特意问他，抗战胜利后，是想做行政工作还是继续做教育工作。“教育！”成仿吾丝毫没有犹豫。在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极其深刻的现象就是，不论多么硝烟滚滚，炮声隆隆，总是能看到大学在战火中的影子，总是能看到知识分子冒着生命危险执着地穿梭，无论是国民党一方，还是共产党一方，都是如此。也许这与晚清时期，知识分子的首先觉醒，并投入到改造社会的实践有关。他们对读书，对知识，有着不同于其他人的热爱和考量。

在决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历史命运的解放战争期间，按照中共中央的安排，华北联合大学与北方大学合并，成立华北大学。党中央任命吴玉章和成仿吾分别担任正、副校长。在历经枪林弹雨之后，1949年3月，华北大学随毛泽东迁入北平。

新中国的建立，让大学的教育迎来了不一样的春天。1949年12月16日，天气微寒的北京，在一系列好消息之后，天空中又增添了一丝新的色彩，《关于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的决定》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正式通过。新中国的领导者们决定，以华北大学为基础，组建这所被寄予厚望的人民的大学。1950年国庆节刚过，筹建完成的中国人民大学举办开学典礼，刘少奇、朱德专程赶来祝贺，并发表讲话。吴玉章和成仿吾仍任正、副校长。

1952年，举国上下各方面事业均呈现出勃勃生机，做好新中国高等教育的雄心壮志，极大地触动了广大知识分子，他们甘愿接受祖国的召唤，去到任何一个地方，无论多么偏远，多么艰苦，因为他们看到了未来，他们在燃烧着内心抑制不住的激情和希望。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成仿吾于当年10月调任长春任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开始了事业发展的“闯关东”之旅。

来到东北师范大学后的成仿吾首先面对的就是如何形成自己的教学方法的问题。在当时一边倒学苏联的背景下，成仿吾要求全校师生绝不能照抄照搬苏联的教育模式，而是提倡结合中国实际的教育实践。

在此过程中，成仿吾反复强调，东北师范大学教学的侧重点是基础教育，是培养一大批合格的中学教育工作者，让教学包含露水珠和泥土味。在他的推动下，1953年2月，校务会议明确提出了学校建设的基本方针，其核心就是面向中学，为基础教育服务。

也是从成仿吾的时代开始，东北师范大学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教学特色，把思想政治水平的提高内置到课程的设置当中。在他的安排下，学校开设了马列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中国革命史四门政治理论课。重视师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成了成仿吾教育思想的特点。（孙小军：《成仿吾在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实践钩沉》）而这一特点，一直坚持到60多年后的今天。

1953年，由于各方面条件已经具备，东北师范大学成为我国最早培养研究生的高校之一。同年，学校教育、中国语文、俄语、历史、数学、化学、生物、体育8个系和中国革命史直属研究室的34个专业招收研究生104名。这是该校培养的第一届研究生。还是在1953年，东北师范大学在国内首开高师函授教育先河。

到1958年调任山东大学任校长兼党委书记，在东北师范大学的六年间，成仿吾身上的知识分子气度，以及严谨务实的延安精神，使学校有了长足的发展，成为当时我国最有影响和最具发展实力的师范大学之一。

“斯大林大街”两侧的“大学之花”

110多年前的1907年，以火车站为核心的长春市城市建设刚刚起步。在这一年，以长春火车站为起点，向正南方铺设了一条马路，长约900米，到达今天的胜利公园附近，命名为长春大街。后来，又将名称改为中央通，意即这条大街为整个城市的中央地带。

伪满洲国成立后，长春做了一个规模宏大的城市规划。1933年，这条路从胜利公园附近继续向南延伸至兴隆沟，即今天的工农大路与人民大街交汇处，新延伸的部分被命名为大同大街。1945年，苏联军队吓跑了日本人和溥仪的小朝廷，遂将中央通和大同大街以他们至高无上的领袖的名字命名，称为斯大林大街。一年后，国民党接收了长春，又把这条路的名字恢复成两个，胜利公园以北叫中山大街，以南叫中正大街，以此纪念孙文，并表达对当下领导者的膜拜。1948年，经过150多天的军事围困和经济封锁，国民党败退，中山大街和中正大街再一次合并，复称斯大林大街。这个称谓一直沿用至1996年5月1日以人民大街之名替代为止。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长春斯大林大街南段及其附近，是大学的天下。而这些大学，往往最初都是以“东北”冠名，而后才划归地方管理更改了自家的姓名。

吉林大学坐落在斯大林大街与解放大路交汇，东北师范大学坐落在斯大林大街与自由大路交汇。而挨着东北师范大学的南侧，则是一所以工科著称的学府。

1955年9月26日，东北师范大学南侧红旗招展，人们兴高采烈地参加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的开学典礼。这是随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建立应运而生的高等学府，由华中工学院的汽车及内燃机专业、交通大学和山东工学院的汽车专业合并而成，一汽厂长饶斌兼任院长。三年后，本来由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和国家高等教育部共同管理的学院下放吉林省领导，始称吉林工业大学。

吉林工业大学再往南，是斯大林大街与南湖大路交汇处，这里则坐落着承载中国人民解放军飞天梦想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大学。1946年，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所航空学校——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在吉林通化诞生。1948年1月1日，更名为东北人民解放军航空学校，归东北军区建制。因为战事，学校先后辗转移至黑龙江牡丹江及密山等地，1949年3月来到长春。当年5月，又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航空学校。1949年年底，学校因有新的安排，正式停办，所属人员调往新组建的航空第七学校等单位。1950年，东北军区正式创建航空学校（混合大队），成为后来空军长春飞行学院的前身。1952年，解放军第九航空学校创建，又成为后来空军第二航空学院的前身。以这些学校及第七飞行学院为主，2004年重新组建了今天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大学。

从斯大林大街与解放大路交汇处，沿解放大路向西，大概经过两个公交车站，就能看到位于新民大街2号的伪满洲国国务院旧址，这里就是昔日的白求恩医科大学基础教学楼。1939年9月18日，在河北省唐县牛眼沟村，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成立了。国际主义战士、加拿大共产党员、著名的胸外科医师诺尔曼·白求恩直接参与了学校的创建工作，不仅编写了多种战地医疗教材，还为卫校培养了一大批医务干部。学校的首任校长名叫江一真。

令人悲痛的是，仅仅在卫校成立一个月后，白求恩在河北涞源县摩天岭战斗中抢救伤员时左手中指被手术刀割破感染，不久转为败血症，于1939年11月12日不幸逝世，年仅49岁。为了学习和纪念这位伟大的医生，1940年1月，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改为白求恩学校。

抗战胜利后，白求恩学校与张家口医学院合并，成立白求恩医科大学。1948年，又与北方大学医学院合并，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医科大学。1949年又迁至天津，与天津陆军总医院合组为天津军医大学。1951年，再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1954年2月，学校由天津迁至长春。与其他院校一样，1958年学校移交地方管理，最初定名为长春医学院，后改为吉林医科大学。直至1978年，才恢复了白求恩医科大学的校名。

就在白求恩医科大学的北侧马路对面，曾经有一大片郁郁葱葱的松林，名叫地质宫广场。在松林的掩盖下，则是长春历史上第一座采用高台基、大屋顶、古典彩饰手法设计的仿古建筑——地质宫大楼。这里是溥仪没有来得及建完的正式的皇宫遗址。1949年末，中国地质力学的创立者、中国现代地球科学和地质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和奠基人之一李四光，冲破重重阻力，从英国来到法国又转到意大利，终于秘密坐进开往香港的船舱，于1950年回到中国。1951年12月1日，李四光的名字写在了这座地质宫大楼里，他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身份兼任刚刚成立的东北地质专科学校校长。

1952年，为加强学校建设，山东大学地质矿物学系、东北工学院长春分院地质系和物理系的一部分合入东北地质专科学校，组建东北地质学院。1957年1月，东北地质学院更名为长春地质勘探学院。第二年12月，又更名为长春地质学院。

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大学开始，沿着南湖大路向西，穿过波光旖旎的南湖公园，在接近前进大街的地方，就是邮电学院的旧址。1947年3月10日，春风刚起，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一所被命名为东北邮电学校的大学宣告成立，首任校长是东北邮电管理总局局长陈先舟。当年入冬的时候，学校迁往哈尔滨。1948年10月，长春解放后，学校接到命令，迁往长春。来到这里之后，他们找到了一处偏僻的场所建立学校，那时候，这里还是一片荒郊野岭。1953年，东北邮电学校更名为长春邮电学校。1955年又称邮电部长春电信学校。1960年4月，在长春电信学校的基础上，成立了长春邮电学院。这也是我国东北地区唯一一所信息通信类工科高等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