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帮的起源及其商帮文化

时间：2025-11-16 0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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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帮的起源及其商帮文化

我们现在社会对“帮”或“帮派”的词组大都近似贬义词，比如“青帮”、“四人帮”等。我们可以穿越到古代，去探究一下中国商帮组织的前世今生，去看看古代商帮是如何起源的，是如何运作的，古代商贾巨头是如何打造自己商帮帝国的。

中国古代商帮是指历史上由同一地区或同一行业的商人组成的商业组织。范金民在《商帮探源述流》中对“商帮”进行了定义：“所谓商帮，是指同地域或同行业商人的联合体。”徐志频教授在著作《当商帮已成浮云》中也对“商帮”作了定义：“商帮是以地缘和血缘为基础、以经济关系为核心而组成的帮派性组织。”

商帮就是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以会馆、公所为其在异乡联络之地的一种既亲密但又松散的自发形成的商会群体。因为地域特点，各商帮也产生了不同的特征，比如北方善义，南方善商，北方厚重，南方灵活。又如江右商帮建筑万寿宫，福建商帮建筑妈祖庙等。这些商帮通常有着共同的利益和文化背景，形成了强大的商业联盟，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商周时期商业初成

在周武王灭商后，商的遗民被周公迁移至商丘，由于失去土地无以为生，这些人只好靠小买卖维持生计久而久之，做买卖成为他们专门的职业，因为他们是商朝的遗民，所以被称为“商人”，而买卖的职业也被称为“商业”。“商帮”是一个组织，而“商”则是指一个“商人”，或指商人整体群体，并不是组织。

春秋战国商业专门化

春秋战国时期, 各国都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商业发展的措施, 促进了商业经济的发展, 同时也为重商观念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当时论商言商者甚多。

如卫文公曰:“训农, 通商, 惠工。” (闵公二年) ；晋文公云:“通商, 宽农, 利器。” (《晋语》) ；随武子言:“商农工贾, 不败其业。”(宣公十二年)；以重农著称的西周也鼓励商贾业, 如西周“以九职任万民”, 规定“六曰商贾, 阜通财贿” (《天官冢宰》) 。

肯定了商业的专门化，商业的专门化为后世商帮的逐渐形成奠定了基础。

秦汉时期出现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商帮” - 陕商（秦商）

秦商

秦商，陕西商帮。西周时期就已经活跃在商业领域，秦国的商业较山东各国起步较晚，但亦是由来已久。早在秦文公时期（公元前765年—前716年），依靠国都雍城“隙陇蜀”的地理位置，秦人便与陇地、蜀地之人有着密切的商业往来，商品种类众多，来往商人络绎不绝。至德公、穆公时期，秦国与陇、蜀之地的商业活动亦得以延续。

在秦国既有露天式的商业市场，称为“市”，亦有楼宇式的商业市场，称为“旗亭”。二者统称为“市亭”。其主要流通的商品包括日常生产生活用品、手工业产品以及部分奢侈物品。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非常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增长，使秦商获得了第一次发展机会，从而使得陕商得以创造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商帮”，也就是陕西商帮，这里的商帮与本文中的商帮意思略有不同。（见后续）

到了汉代，因为承袭秦朝制度，商品经济仍然得到继续发展。汉王朝多次强制迁徙六国的旧贵族及商人的后裔到长安的周边地区定居，也培植了陕西商人的社会基础，使陕西商人的力量在汉朝得到巨大增长。

唐宋时期 - “帮”的萌芽“纲”

到隋唐时期，由于长安作为王都，其独特的地缘政治优势，让陕西商人迎来了第二次发展浪潮。涌现出丝绸之路、开拓北庭、茶马古道等，全国各地，甚至中亚各地都有了陕西商人及其商品的影子。在贞观后期到盛唐期间，长安已经发展成为城区面积84平方公里，人口超过百万的国际最大商贸中心，国内外商贾云集。这个时期的陕商以“帝国商人”的雄姿，在大唐帝国所控制和所影响的广大地域内纵横捭阖，涌现了许多富可敌国的超级商贾。

虽然商业蓬勃发展，但长期重农抑商的政策下，“士农工商”中商人地位最低，也没有话语权可言。秦朝，商人不能穿丝绸衣物。汉朝，禁止商人穿丝绸和乘车，唐朝，商人不能入朝为官，宋朝，虽然商业非常发展，但是国家强行规定，商人穿鞋必须一黑一白，这种带有极大侮辱性的行为，做商人在人格上低人一等，抬不起头，做不起人。在艰难阻碍中走南闯北，此时虽然没有商帮，但已出现商帮的萌芽，商人们常常会抱团打拼，于是就有了商帮的前身组织--纲，纲最早是官方的运输团队，跟现在的组，批差不多意思。它就是被称作商帮前身组织的“纲”。764 年，河南尹刘晏动用2000艘船运米，为方便管理，他把船分成两百组，每十艘船称为“一纲”，每纲三百人。不难看出最初的“纲”是“官方的运输团体”，其显著特点：一是官办，二是运输，三是组团。

到了宋代时期，海外贸易发达，具有“抱团”性质的“纲”，被民间商人所采用借鉴官方经验。这是因为南宋对金对峙，导致“陆上丝绸之路”受阻，于是“海上丝绸之路”兴起。“海上丝绸之路”显著特点是生意周期长、经营成本高、经营风险大，为解决以上问题，民间商人采取“纲”的抱团模式，组团结伴出海。

“纲首”，一般由实力较强、公信力较大的商人担任。南宋的“纲”并没有出现商帮的以血缘、地缘或业缘为纽带的明显特征，因而，不能称之为“商帮”。不过，“纲”已经具备了抱团打拼的雏形。运粮有粮纲，运盐有盐纲，给皇帝运奇花异石的自然就是花石纲了。《水浒传》中青面兽杨志原本是名军官，就因为给宋徽宗运花石纲出了差池，才不得不落草为寇。

元明清时期 - 商帮成形于元末明初，明清时期鼎盛

明初，科技的发达，生产力的进步，中国已经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因而引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商业革命”，随着商人的社会地位提升，商人的群体逐步壮大，他们为了更好地生存发展，应对日益激烈的竞争，普遍具有利用地缘和血缘结成联盟关系，形成合力，提升竞争力，共同开拓市场，实现最大利益化的意愿。正是这种愿因，催生了中国商帮的成形。商人们组成商帮来互相支持和保护，这些商帮通常由同一地区或同一行业的商人组成，例如丝绸商帮、药材商帮、茶叶商帮等。

与以往朝代不同，明清时期，商人地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富商巨贾仕途无路到富商巨贾仕途有路，活跃在明清的十大商帮包括山西晋商、徽州(今安徽黄山等地区)徽商、陕西、福建闽商、广东粤商（分广商和潮商）、江右(江西)赣商、洞庭、(今苏州市西南太湖中洞庭东山和西山)苏商、宁波、龙游(浙江中部)浙商、山东鲁商等。其中晋商、徽商、潮商势力最大，影响最远的三大商帮。

十大商帮的形成顺序

江右商帮 -- 第一个成形的商帮

江右商帮

1356年，朱元璋定都南京后，在江西第一个设省，为朱元璋攻城夺池提供后勤保障。朱元璋将战场打到哪里，江右商人就将军需、物资拉到哪里，从而推动了江右商帮的兴起。

1368年7月，刚建立大明皇朝的朱元璋为解决人口严重失衡的问题，采取“插草为标，划地为业”的办法，动员江西老表移民。于是，200多万江西老表又响应号召，谱写出“江西填湖广”“湖广填云贵川”的宏伟史诗，进一步推动江右商帮大步踏上中国商业舞台。

晋商 -- 第一个崛起的商帮 (“开中法” 以粮换盐 )

晋商

1368年明朝建立之后，退居漠北的蒙元残部仍不时侵犯北部地区。明朝沿长城在北部边防线上相继设立了辽东、宣府、蓟州，大同、山西、延绥、宁夏、固原、甘肃九个边防重镇，史称“九边”。“九边”驻军达 80 多万，最多时达130万，战马30多万匹，粮食供应成了问题。从千里之外运粮至“九边”，每年耗银动辄千万，劳工众多，财政不堪重负。

1370 年，山西省行省参政杨宪提出“开中法”，即允许商人运粮至驻军所在地，每上缴一石粮食得“盐引”一张。

洪武三年( 1370年)，山西行省参政杨宪给朱元璋上了一个奏折，建议利用商人运粮食到北方边境，换取政府颁发的盐引，商人凭盐引就可以去两淮，河东盐池换盐，由到指定的地区销售。如此既不劳民，也不让官府破费，就把边区军需问题给解决了，实在是一石三鸟。朱元璋很感兴趣下令推行全国，是为“开中法”。

食盐作为生活必需品，自西汉以来一直被朝廷垄断经营，谁拿到“盐引”，就等于拿到大把的银两。历来是被政府垄断的专卖商品，利润极为丰厚。“开中法”的实施为商人们打开通往财富的大门。山西和陕西拥有素来与北部少数民族有贸易往来的人和，又凭借离“九边”较近的“地利”，又得实施开中法的“天时”，山西、陕西商人捷足先登，山西土地贫瘠粮产不丰,相邻的河南、山东倒是产粮大省，山西人就手推车，用肩挑，在崇山峻岭中穿行，将中原甚至远至江南的粮食，各种军需物质运往北部边镇。他们团结互助，讲求信义，逐步垄断盐业运输和销售的各个环节，发家致富者不计其数。

据《明经世文编》记载：“延绥镇兵马云集，全赖商人接济军需，每年有定额，往往召集山西商人，领认淮浙二盐，输粮于各堡仓给引，然后前去江南盐运司，领盐发卖，大获其利。”

“开中法”帮助晋商成为第一个崛起的商帮，晋商得以最早富甲天下。嘉靖时，严世蕃评出了个天下富豪榜，以资产满五十万以上作为富户的标准，共有十七家列人，除皇室达官外，民间五家，其中有三家都是山西人。

徽商 - 后来居上，合股投标，商帮力量初现

徽商

阶段1：

随着国内市场日渐发达，1492年，明政府开始实行“开中折色制度”，商人不用再到北部边疆用粮食换盐票，在内地就可以到盐运司用银两换取“引盐”。由纳粮办盐引转变为纳银办盐引，此举对徽商极为有利，因为徽州距“九边”太远，徽商纳粮办盐引敌不过山西、陕西商人，而“折色法”的施行，让徽商坐镇扬州控制两淮盐业，从盐业中淘到了第一桶金，推动了徽州商帮的兴起。

阶段2：

明中叶后，朝廷经济危机加剧，虽然“开中法"放开了运输和销售，但生产依然由官府经营，官府管理混乱，效率低下，为了从盐专卖中敛取更多的财富，官府不顾产销平衡，滥发盐引，商人拿到盐引后到盐场却无盐可支，发生盐引积滞现象有的等上好几年甚至二十几年才能拿到盐。1509年，明政府欠下盐引达 46 万引，诸多盐商的购粮资金打了水漂。官府强行控制口岸盐价，迫使一些盐商亏本逃散，结果市面缺盐，私盐价格暴涨，市场陷入混乱。到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两淮盐税已停征两年半，许多人认为两淮盐政不可救药。

阶段3：

万历四十六年（1618）三月十七日，两淮巡盐御史龙遇奇奏陈《盐政十二款》。四月十六日，龙遇奇奏立《盐政纲法》。两淮巡盐御史龙遇奇奏请改革盐政，立盐政纲法。

改单为纲，正行现引，附行积引，编设纲册，分为十纲，每年以一纲行积引，九纲行新引，依照窝数，按引派行。凡纲册有名者，据为窝本，纲册无名者，不得加入，是谓纲法，即纲运法。

“纲运法”盐法改革允许官盐私营，放宽国家盐业专卖的经营权，由官府指定资本雄厚的商人为纲运商人，即纲商，由纲商包揽承运官盐引所上纳的税银。纲商包揽的若干盐引即称为“纲”或称为“窝”、“窝本”、“窝引”，而没有领到“窝本”的人，就等于失去了从事盐业生意的资格。为了避免被从盐业生意中踢出去，商人们想尽办法也要筹够“窝本”所需交纳的税银，但金额巨大，徽州商人较之山陕商人员离两淮更近，便以姓氏或宗族结为纲，用族法宗规来凝聚和节制纲法，大家集资合股共财，以集体的力量夺取招标，实现共赢。凭借集体的力量，徽州盐商抓住了这次机会，后来居上，风头盖过晋商。这就让盐业的纲与地域性的商帮就此有机地联系在了一起，促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商帮”形成。

在盐业的带动下茶叶、曲当、木材、丝绸、棉布、药材等行业也相继蓬勃发展起来。明代中叶以后至清乾隆末年的300余年，是徽商发展的黄金时代，无论营业人数、活动范围、经营行业与资本，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当时，经商成了徽州人的“第一等生业”，成人男子中，经商占70%，极盛时还要超过。

福建商帮、广东商帮、龙游商帮、宁波商帮、山东商帮等渐次崛起（“隆庆开关- 解除海禁”）

由于明初的倭寇对沿海地区的骚扰，而他们亦涉足民间的海外贸易，因此明政府主要针对这个情况，首次颁布海禁令，明太祖于洪武四年（1371年）诏令“濒海民不得私自出海” ，拉开了海禁序幕。

直到明隆庆元年（1567年），福建巡抚涂泽民上书日“请开市舶，易私贩（走私商）为公贩（合法商人）”。同年，隆庆皇帝宣布解除“海禁”，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民间私人的海外贸易获得合法地位，史称“隆庆开关”。

隆庆开关

海禁的开放，东南沿海各地的民间海外贸易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明朝出现一个全面的开放局面。福建商人、广东商人利用水陆两栖之便，福建商帮、广东商帮随之兴起。

福建商帮 - 海盗和商人的双重性格

福建商帮

十大商帮中，福建商帮实属一个特例，因为它不仅具有商人的身份，还有海盗的身份。一开始就与政府的官方朝贡贸易和禁海政策针锋相对。他们走私进行商业贸易，不能贸易时就进行抢劫，他们具有海盗和商人的双重性格。福建海商广泛联络沿海居民，建立了许多据点，利用据点收购出海货物，囤积国外走私商品，以利销售，他们不仅在海营商，还有许多也是陆地商，水陆两栖，海上贸易也做，陆地贸易也做。

明清时期，社会经济发展很快，闽粤带的手工业也飞速发展，福建商人就在这种环境下开始了大规模的海内外贸易活动。福建商人由于具有临海的优势，因为获得得天独厚的海上贸易优越条件。所以积极发展海运事业，海运的发展又带来了大量的资金和洋货，为开拓国内市场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土著海商大量出现，以至掌控了东南亚海上贸易的大权，从而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晚期一个很有影响的地方商帮。

广东商帮（潮商）--国际影响

潮商是潮汕商人的简称，正史记载潮州存在大型船队集结的时间在公元前112年，潮汕地区早在秦代以前就出现了航海活动。潮州参与海上丝绸之路活动的最早实证在西汉中期至东汉，在唐代就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始发港。宋代便有外商到达并经常性往来潮州通商，明朝以来，坐落在粤、台、闽三省交界海面的汕头南澳岛，是东南沿海一带通商的必经泊点和中转站，享有“海上互市”的美称。是继晋商、徽商之后，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具影响力和生命力的著名商帮，十大商帮中，与其他商帮最大的不同是，潮商的影响是国际性的。

史料记载，1684年，清政府终结明朝严厉的海禁，所有的船要编号并船头涂色区分：苏州黑色，浙江白色，福建绿色，潮州红色。而澄海的樟林港正是红头船的发祥地，对外通商的红头船云集，粤东人一批又一批乘坐红头船漂洋过海，经商谋生。潮商因此又得名“红头船”，成为潮商的象征。

红头船

清乾隆年间，政府发牌给米商赴泰国等国家购米。潮商通过中泰米市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并在东南亚涉及民生的行业逐步形成垄断地位，完成工业化进程。东南亚、欧美各地华人首富几乎全部是潮汕人。在泰国潮人达到500多万，甚至掌控着泰国的主要经济命脉，并在政治上发挥着巨大作用。曾任泰国总统他信，老家就是潮州人。

洞庭商帮（苏商）- 得天独厚

洞庭东西山位于苏州市西南的吴县境内。东山为伸入太湖之半岛，即古胥母山，亦名莫蔽山。西山在太湖中，即古包山。东西两山在明代弘治(1488 -1505)时共为5个区，12个都，l2个里，清代康熙(1662一1712)时为3个乡，现在分别为吴县市东山镇和西山镇；就是在这样一个狭小的太湖两山的行政区域内，自明清以来，却形成了一个极著名的商人资本集团——洞庭商帮，又叫“洞庭帮”、“洞庭山帮”、“山上帮”或“洞庭山人”，这些几乎成了“苏商”的主体。

洞庭商帮（两山）

在江南以商业资本之巨、活动范围之广、经营能力之强都堪称雄的商帮是徽商，然而，颇善“钻天”的洞庭商帮却能与之分庭而抗礼，以之佐证的是流传于民间的一句谚语“钻天洞庭遍地徽”!一天一地，平分江南秋色。

洞庭商帮的形成与两山的地域环境与物产有关。太湖之山发自浙江天目山脉，迤逦至宜兴，入太湖，融为诸山。

明杨循吉《重建渡水桥记》云“东洞庭坐落太湖中，厥惟吴邑之重镇。民居鳞次，随高下结屋，若古桃源。耕田树果，殆无地隙，人力作，耐勤苦，以俭为事”。

洞庭两山的物产，在明代就极为有名，屡见古文。洞庭红橘是两山有名的特产之一，古称木奴，意即似奴隶一样无私奉献。洞庭红橘在唐代就作为贡品而远运长安，白居易任苏州太守时，就多次临洞庭山督拣贡橘，留下“洞庭贡橘拣宜精，太守勤王请自行”之句。清翁澍《具区志》载“湖中之山......以蚕桑为务，地多植桑。凡女未及笄，即习育蚕。三四月之蚕月，家家闭户，不相往来”。果品是高度商品化的作物，蚕桑则是农家的手工艺品，两者均需输出，给洞庭山人的商业活动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洞庭商帮的精明之处，在于审时度势，把握时机，另辟商道。他们没有与晋商、徽商、潮商在盐业和典当经营上争夺市场，而是扬长避短，稳中求胜，利用苏松地区得天独厚的条件贩运棉布、丝绸和粮食，不断更新观念，开拓经营新局面，向外部世界发展。

鸦片战争后，上海被辟为开放商埠，外国势力随之蜂拥而入，商业贸易从此繁荣，上海一跃成为商业大都市。各地商人纷纷抢滩上海，洞庭商帮更是捷足先登，顺势而为，完成华丽转身。

龙游商帮（浙商）- 珠宝古董独占鳌头

十大商帮中，龙游商帮是明清时期全国十大商帮中唯一一个以县域命名的商帮。

与位于浙江东北部的宁波商帮被誉为在浙江商业文明史上的双子星。

龙游商帮

当徽商、晋商在商场争雄之时，冷不防在浙江中西南部崛起一个颇有影响的龙游商帮。龙游商帮实际上是衢州府商人集团，其中以龙游县商人人数最多，经商手段最为高明，涵盖了周围衢州诸县的商家。发轫于南宋，活跃于明中叶，至清乾隆年间为鼎盛。

龙游历史上为姑篾文化发祥地，更是“入闽要道”、“金衢处徽之冲”，为古代重要盐道和饷道，“通浙孔道，馈饷之所必系”之地，又是浙皖闽赣四省交通枢纽。

据历史记载，以龙游商人为中心，带动了整个衢州地区商人们的流域性商业团体，他们在金衢盆地崛起，甚至远征边关，漂洋出海，以“遍地龙游” 的气势被人们称为“龙游帮”。

龙游商帮不像晋商手握巨资，经营票号，在金融市场上显山露水；也不像徽商垄断盐鹾，声名显赫。龙游商帮的显著特点是，埋头苦干，不露声色，却在珠宝古董业中独占鳌头，又在印书刻书贩书业中从事于文化传播，还在海外贸易中插上一手，成为颇具实力的一大商帮。

宁波商帮（浙商）-称雄上海金融业

宁波商帮

浙江在南宋以后，经济与文化得到迅速发展，到明清时已成为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宁波府则是浙江文化最发达的地区。

明清时，宁波商人在北京、天津、汉口、上海等地已有相当势力。在北京，他们控制了银号业、成衣业、药材业。至今仍然有名的同仁堂就是宁波商人乐显扬在康熙八年创办的，高阳的小说中经常提到的四家银号“四大怪”，也是宁波人的。

明末崇祯年间宁波从事药材业的商人在北京创办了鄞县会馆。以后，清初宁波商人在北京建立浙慈会馆；乾隆、嘉庆年，宁波商人又在汉口建立浙宁会馆。嘉庆二年，宁波在上海的商人钱随、费元圭等又发起建立四明会所。这些会馆、会所的建立标志着宁波商帮的形成。

宁波商帮的真正黄金时期是在鸦片战争之后。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开放的通商五口之中有宁波，而且，宁波距上海很近。上海开埠以及西方势力进入后，成为洋商和国内商人聚集的地方，成为洋务运动的中心，也是当时中国经济的中心，是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它随之也成为一个中外杂处、五方汇聚的移民城市。先后就有粤商、晋商、徽商、苏商等多个商帮进入，也使得上海成为近代中国人口数量最为庞大的工商业中心。

此后，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历经几十年的发展变迁，宁波商帮力压其他商帮和群体，成为近代上海华人群体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存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段时期，上海二十多个客籍商帮人数总和中，宁波帮人数占到七成，广东帮约占一成，其他各帮约占两成。宁波商帮抓住这个历史机遇，进入上海，宁波商帮称雄上海金融业，完成了自己从封建商人向近代企业家的转型，宁波商帮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商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