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选第二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当代启示

毛选第二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当代启示

今天我们来一起读毛选第二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读这篇文章之前，我们先一起了解一下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及当时的故事，这有助于我们理解教员当时为什么要去做考察、调研，以及写这篇报告的目的意义。

一、历史背景：农民运动引发的争议

《报告》是在1927年2月创作的，这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主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党最初的工作重点是工人运动，在工人运动和反帝运动之后，当时的农民运动也已经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了，但是一些军阀和农村的一些地主劣绅产生了恐慌，指责农民运动“过分”。

北伐军取得醴陵“泗汾战役”的全胜后，醴陵农运迅速发展，会员增至20万人。但在当时，被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劣绅污蔑为“痞子运动”、“糟得很”。同时党内也有分歧，党内右倾投降主义者甚至迁就国民党反动势力，对农民运动加以责难。

而教员一向重视农村革命及农村建设和发展。教员曾说：农民是农业的根本，也就是中国的根本！在为《农民问题丛刊》写序言时更是直接指明：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

我们在当下的工作、生活中也经常会遇到意见分歧，而教员面对的争议分歧更是紧要的多。我们可以看看教员此时是如何做的。

二、方法论方面的启示

1、实事求是，先调查后发言，用事实打脸。

“农民运动到底是‘糟得很’还是‘好得很’？”教员带着这些疑问，到醴陵农村来寻找答案。

1927年1月28日深夜，醴陵先农坛正殿二楼的油灯彻夜未熄。教员在此召开全县农运干部调查会，与满手老茧的农民代表围炉夜话。此后的五天里，他白天穿梭于县城街巷，蹲在茶馆听市井议论，夜宿古庙整理调研笔记。

2月1日，农历除夕当天，教员冒着鹅毛大雪徒步15公里崎岖山路，棉鞋浸透冰雪赶到南乡东富寺。这场风雪中的跋涉，后来被他写进报告："许多农民运动的道理，和在汉口、长沙从绅士阶级那里听得的道理，完全相反。"

教员这样描述他眼中的湖南农村：“农会势盛地方，牌赌禁绝，盗匪潜踪。有些地方真个道不拾遗，夜不闭户。”他阐明，党对农运的政策，应注意以“农运好得很”的事实，纠正政府、国民党、社会多方一致的“农运糟得很”的议论；以“贫农乃革命先锋”的事实，纠正所谓“痞子运动”的议论；以从来并没有什么联合战线存在的事实，纠正农协破坏了联合战线的议论。

2月12日，教员回到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驻地武昌，在武昌都府堤41号住所的卧室内，写下了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文献——《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报告》指出：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完全没有什么糟。

2、总结经验，为今后的农民运动、土地革命提供理论依据。

加入农会，构建利益共同体。

在醴陵考察期间，教员特别注重农会的组织建设。当听到农民周树棠因赊欠三斗米被地主逼得悬梁自尽的惨剧时，他当场拍板："要抓住这些苦大仇深的典型，他们斗争积极性最高，是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队！"紧接着提出三把经济锁链："不准谷米出境，不准抬高谷价，不准囤积居奇"，从根源上掐断地主的经济命脉。

发展自己的武装，形成团结合力。

在县总工会，听闻工农武装夜袭团防局、缴获二十支步枪的事迹后，教员眼睛发亮："这才是真刀真枪的革命！"次日赶往东富寺，他抓起戏台边的沙子让众人传看：东富寺的围墙是用三合土筑成的。其中的沙子本来是散的，加上黄泥、石灰，用水和拢，干了以后，用羊角耙都挖不进。只有团结起来，我们才能取得胜利。在醴陵考察期间，教员还提出了革命最关键之处——解决土地问题，重新丈量后，把地主土地收集再均分。

3、跳出问题本身，从立场角度，揭露反对派的真面目。

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从1927年3月5日起，先后在中共湖南区委机关报《战士》周报、汉口《民国日报》《湖南民报》等连载。

这篇报告发表后，很快就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热烈欢迎。此后整个湖南农运达到了一个新高潮，仅教员考察过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等几个县，农会会员骤增至46万余人。广大农民群众从掌管乡政权发展为要求掌管县政权，从减租减息发展为要求没收地主土地和公平分配土地，农民群众夺取地主武装、扩大农民武装的斗争也进一步开展起来。

农民运动说穿了是两个阶级的斗争，这种斗争已经不是温和的，而是激烈的。反对派作威作福惯了，做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代理人日子很舒服，也有一定的“权力”“地位”，一起来割农民阶级的韭菜小日子不错，而农民运动把地主带上高帽子去游街，废除了以前的高利贷，逼迫着那些开烟馆的老板们关门，组织力量去调查他们的账目，搞清算罚款，这些事情已经严重触碰到了地主的利益。

我们可以看教员在《报告》里对几个观点的解释。第一“好得很”和“糟得很”，第二所谓“过分”的问题，第三“痞子运动”，第四“革命先锋”。这几个专题下，讲的就是当时各界对农民运动的看法。同样的事情，你站在农民的立场上去看，就会得出结论“好的很”；反之你站在地主的立场上去看，就会得出结论“糟的很”。同理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还是“革命先锋”。到底是“过分”了，还是就得那么干，这些问题也深刻的从立场上反映了出来，如果所站的立场不同，那么你得的结论也完全是不同的。

这就是：立场不同，折射出来的观点也是不同的。以后大家在看待问题的时候，要想一想争论的背后到底是什么？争论的是方案策略问题，还是立场问题？如果是前者。争论是好事，真理越辩越明，实在不行，大家就都放到实践当中去检验。但是如果是后者，是立场问题，那么任何争论都是不会有结果的。

最后，还是赞叹教员面对争议时的决断力，直接“用脚投票”，用32天的实地考察让事实说话——这种“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硬核作风，在今天乃至今后依然适用。

另外，我们是不是也常陷入类似的“立场战争”？当农民把地主的账本翻出来清算，既得利益者高喊“过分”时，教员一针见血：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 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

下次再遇到争论，我们不妨先问两个问题：

1、我的结论有没有事实垫脚？

2、对方的反对是方法论分歧，还是立场本质对立？

下期预告：在接下来的第三篇《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我们将看到更残酷的生存博弈——当南昌起义部队溃散、秋收起义受挫时，连党内都有人怀疑红旗能打多久时，我们来看看教员又是如何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