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戒”里的大特务，好色如命，没死在色上面，却倒在狂字上

“色戒”里的大特务，好色如命，没死在色上面，却倒在狂字上

撰文‖六爷

1934年，南京，国民政府首府。

这一年，蒋介石为了统一国民党内部的特务组织，设立了“调查统计局”。

这个调查统计局，由徐恩曾担任一处处长，戴笠任二处处长，在陈立夫的举荐下，丁默邨出任了第三处（即邮电检查）处长，他的地位与戴笠、徐恩曾并驾齐驱，人称调查统计局的“三驾马车”。

然而，丁默邨很有手段，又跟陈立夫走得太近，是戴笠最大的潜在对手。戴笠担心自己在特务系统的地位受到威胁，便找准机会，向蒋介石告了丁默邨一状，说丁默邨贪污了招待费，高达10万余元。

蒋介石闻讯大怒，他一向对贪污之事深恶痛绝，这次也不例外，听了戴笠的小报告后，也不问青红皂白，便把丁默邨叫到面前大骂了一顿，不仅撤销了“调查统计局”第三处，还要把丁默邨严肃查处。

丁默邨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又不敢与蒋介石争辩，只好转而求其次，向陈立夫求救。

陈立夫听说后，也不敢贸然答应帮助丁默邨，在再三揣摩圣意后，陈立夫知道蒋介石这样处理丁默邨，无非是想敲山震虎，把自己的人踢出军统，便拒绝了丁默邨的要求。

最后，丁默邨仅在军事委员会挂了个少将参议的空衔，有名无实。这样，丁默邨不仅对蒋介石、戴笠非常怨恨，也对陈立夫不满，最终投靠了日本人和汪精卫，成了一个大汉奸。

丁默邨，生于1901年，湖南常德人，他的家境并不富裕，父亲略通文墨，以缝纫为生，还兼裱字画。幼年的丁默邨在常德省立第二师范附属小学接受了启蒙教育，却未能考入中学。

1921年，年仅20岁的丁默邨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与迷茫，只身前往上海闯荡，在青年学生运动的影响下，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第二年春天，丁默邨被派往常德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组建团组织，邀请了蒋希清、严正谊等十多位进步学生组建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还建立了团小组并担任组长。

不久，团小组成员发展到35人，小组也扩大成社会主义青年团“常德地方执行委员会”，此时书记一职由蒋希清担任，丁默邨负责与团中央联系汇报工作。

1922年10月，丁默邨当选为团书记，可是到了次年4月，书记又变回蒋希清担任。这次职位的变动让丁默邨心中非常不满，随后，他毅然离开了常德前往上海，并在同年叛离了共产党，加入了国民党。

1930年，丁默邨开始转任国民党特务工作，他表面上是明光中学校长，实际上是国民党组织部调查科上海区直属情报小组组长，与李士群等人共同发行了《社会新闻》，也因此而认识了陈立夫，成了他的心腹。

此后，丁默邨在陈立夫的举荐下，一路高升，却在关键时刻被戴笠摆了一道，又遭到了陈立夫遗弃，这让他心灰意冷，又开始有了二心。

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失意的丁默邨却无所事事，便以“治病”为借口前往香港。

当时，日本人为了扑灭上海的抗日力量，妄图组建一支特工队伍。这时，已经投靠了日本人的李士群在日本人的授意下正负责此事，但是他深知自己的声望和力量都难以撑起这支队伍，便想到了丁默邨。

于是，李士群亲自派人去邀请丁默邨入伙，并许诺他将来一定出任上海伪特工组织的一把手。

面对这样的诱惑，正处于人生低谷、渴望重新掌权的丁默邨，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背叛国家和民族，做了大汉奸。

1939年1月，丁默邨回到上海，与李士群一起开始了罪恶的勾当，还拜见了日本大本营特务部长土肥原贤二。

这一次，丁默邨为了获取日本人的支持，可谓是费尽心机，先是向土肥原大谈如何消除威胁、建立庞大的特工队伍，并提出了援助请求。随后，他又拿出了自己精心编写的《上海抗日团体一览表》和《上海特工计划书》。

土肥原贤二见状，顿时眼前一亮，他看到了丁默邨的价值，决定支持他实施这一计划。

不久，日本大本营参谋总长最终下达了《援助丁默邨一派特务工作的训令》，给予他们大量的经费和武器支持。

就这样，丁默邨的上海特工部正式成立，丁默邨任主任，李士群为副主任，地址设在上海大西路67号，同年3月，又搬迁至沪西地区的极司菲尔路76号。这里后来成为了臭名昭著的“魔窟”，无数共产党人和抗日志士在此遭受迫害。

上海特工部建立后，丁默邨的势力迅速扩张。但是他并不满足于此，在汪曼云的建议下，他决定与汪精卫合流，企图借助汪精卫的力量来实现更大的野心。

然而，丁默邨与汪精卫之间却存在着历史恩怨。

当年，丁默邨在负责编辑《社会新闻》时，曾对以汪精卫为首的改组派破口大骂，双方成见颇深。为了与汪精卫取得联系，丁默邨决定先通过湖南同乡周佛海牵线搭桥。

于是，丁默邨先是派剪建午到香港与周佛海联系，但未能成功。后来汪曼云在香港见到了周佛海，转达了丁默邨、李士群希望加入汪精卫集团的想法。

这时，汪精卫集团正值用人之际，到处在网罗鹰犬，而且丁默邨和李士群又有日本人的推荐，周佛海便表示可以接纳他们。

1939年5月6日，汪精卫一行人抵达了上海。丁默邨和李士群闻讯，赶紧前往拜访，商谈合作条件。

在见面会上，丁默邨提出，汪精卫集团要承认其指挥的特工组织是汪派国民党的秘密警察，并成立特务工作总司令部（即特工总部），经费由汪精卫提供；若是成立新的中央政府，要给他和李士群内政部长、上海市长和江苏省主席等职位。

汪精卫等人商议后，认为丁默邨胃口太大，只同意承认特工组织和成立特工总部，但对于关键职位，同意将警察行政从内政部分开，另设警政部，部长、次长可由丁默邨等人指定。

丁默邨闻讯，有些不满意，但是在李士群的劝说下，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一安排。

1939年，汪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丁默邨被推选为伪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特工总部主任，从此彻底沦为了汪伪政权的鹰犬。

丁默邨在成为了汪伪特工总部主任后，开始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抗日志士，双手沾满了鲜血，被国人称为“丁屠夫”。

1939年6月，丁默邨以“中国国民党铲共救国特工指挥部”名义，向上海各抗日报刊投寄恐吓信，阻止各报发表反日言论。同时，76号将83名报人列为了公开通缉对象，对租界内的抗日报刊展开了疯狂打击。

不仅如此，丁默邨还组织设立了“中央反共委员会”，自任该会伪常委及秘书长，对坚持抗日的共产党员进行了血腥镇压。

1939年12月12日，丁默邨派“行动总队长”林之江带人在南京路的一条里弄枪杀了共产党员、“中共上海职业妇女支部”委员、“职业妇女俱乐部”主席茅丽英。更让人愤怒的是，他和他的特务组织还涉足烟、赌、毒等行业，采取绑架勒索、栽赃陷害等罪恶行为，使得上海许多无辜市民也深受其害。

一时之间，上海这座繁华的城市在丁默邨和汪伪特务的笼罩下，陷入了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丁默邨的恶行，引起了人们的极度愤怒，意欲除之而后快。这时，中统上海潜伏组织负责人陈果夫的侄子陈宝骅，决定抓住丁默邨贪财好色的弱点，派名媛郑苹如以“美人计”除掉他。

谁知，郑苹如虽然长得如花似玉，却并没有做特工的天分，在关键时刻，还是让丁默邨逃脱，不仅捡回了一条命，自己还因此而赔上了一条性命。

这一事件，被张爱玲写成了著名的小说“色戒”，丁默邨就是里面的大特务原型。

这一次，丁默邨虽然没有被暗杀，可是随着权力的不断扩大，他与李士群之间的矛盾也逐渐浮出了水面。

原来，李士群最初拉拢丁默邨，只是想利用他的地位和声望，而丁默邨自投靠了汪精卫集团后，不甘心做李士群的傀儡，一直想要独揽大权，两人之间争斗不断。

最后，在这场权力斗争中，丁默邨逐渐处于下风，李士群凭借着更灵活的手段和日本人的支持，逐渐掌握了特工总部的实际控制权，丁默邨被逐渐架空，不得不担任了“社会部部长”这一虚职。

1945年，中国抗战胜利前夕，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丁默邨意识到日本战败已成定局，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他通过周佛海的关系，与曾经的死敌戴笠又重归于好。

于是，丁默邨开始向军统输送情报，企图以此来换取国民党的宽恕。同时，他还联合周佛海，设计杀害了宿敌李士群，以为这样就能得到国民党的认可。

可是，丁默邨的如意算盘还是打错了，全国人民对他这种汉奸的痛恨达到了顶点，国民党政府在舆论压力下，也不得不对他进行了审判。

1946年9月25日，国民党南京高等法院开庭审理了丁默邨投敌案，又在1947年2月8日，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判处了丁默邨死刑。

在死刑判决前，丁默邨到处疏通关系，找到了不少的国民党大佬，这些人得了丁默邨的钱财，都纷纷帮他说话，打算留他一命。

可是，丁默邨太狂了，狂妄自大，不知收敛，在被囚禁期间，竟然还跑到了南京玄武湖去溜达。

这件事，被一些有心人发现，又被各大报纸大肆报道，引起了轩然大波，各界舆论纷纷谴责，蒋介石看到新闻后，勃然大怒，最终，丁默邨被执行了死刑。

1947年7月5日，丁默邨，这个作恶多端的大汉奸大特务，在南京老虎桥监狱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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