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祖昌：专注于后勤的将军，曾靠羊毛解决了10万大军的粮食问题

新中国刚刚成立时，其实部分国土并没有完全收复，还有些地方虽然名义上已经归到了共产党的统治下，但实际上并不完全由共产党的政府说了算。尤其是像新疆这样的边境地区，因为少数民族众多，管理起来更为复杂。

解放军刚刚进驻新疆时，横在面前的第一大困难，就是吃饭问题。10万人的军队，每天对粮食的消耗数量都是十分惊人的，而且解放军带的粮食并不多，当时新疆的交通运输也很不方便，解决吃饭问题迫在眉睫。

在这个关键时刻，甘祖昌将军站了出来，在积极调查了解了新疆的具体情况后提出了合适的解决方案。这不是甘祖昌将军第一次为党和国家解决重要的军需问题了，他在战争中虽然很少真刀真枪地上战场，但却为军队的后勤补给做出了突出贡献。

在抗日战争当中表现突出，为红军解决了基本的穿衣问题

在战争中，正面战场上厮杀的军人们当然十分重要，也值得钦佩，但我们也不应该忽视那些一直在后方努力为这些军人的战斗提供保障的后勤人员。如果没有这些后勤人员的付出，那战士们就只能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地上战场，连基本的生存都成问题，更别提打仗了。

出身于普通农民家庭的甘祖昌，从小就吃苦耐劳，颇得乡邻好评，他的舅舅更是因为看好他，所以资助他去读了一年的私塾，给了他识字的机会。

后来早期的共产党组织到当地吸收成员，颇受好评的甘祖昌就这样进入了当时当地共产党主要负责人们的视野，他们看好甘祖昌的人品，所以主动吸纳他先进入农民协会进行工作。

此时甘祖昌所在的地区最主要的工作并不是打仗，而是要保障后勤补给和完成土改的任务，所以甘祖昌从进入组织起就在干这方面的工作。这也为他日后进入新疆时的工作奠定了基础，为甘祖昌积累了不少的经验。

土地革命时期，甘祖昌加入了共产党，并随着红军一起经历了长征，在这个期间，甘祖昌负责过采购原料、制定过生产计划、做过会计、干过出纳、管过粮食物资。可以这么说，甘祖昌几乎把后勤部门的活干了个遍，对后勤的几乎所有工作都做到了心中有数。

长征胜利后，甘祖昌所在的部队进行了改编，他被任命为改编后部队内的供给部军需科科长，开始参与抗日战争。彼时共产党腹背受敌，一边要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掠夺，一边还要承受国民党方面军队的出尔反尔。

在抗日战争的过程中，国民党军队几乎没有放弃过对红军进行封锁的政策，这让共产党方面的后勤补给成为了一个老大难的问题。甘祖昌临危受命，开始负责管理修械所、纺织厂、鞋袜厂等军需工厂。

除了修械所以外的其他军需工厂，都是除了名字什么都没有的情况。甘祖昌只好先组织筹办了织布训练班，从零开始一步一步地建设起后方的后勤部门。

为了让战友们都能穿上足够御寒的军衣，甘祖昌借来老乡的土织布机，一点点自己琢磨出了适合的织布手法，并仿造了8台织布机，从部队借调了很多相关的技术人员，这才把纺织厂一点一点地建立了起来。

虽然纺织厂建起来了，但万余人的穿衣只靠这些人手和机器是不够的，之后，甘祖昌又组织了纺织厂的扩建工作，这才勉强能够供给全旅上下的穿衣需求。

初入新疆时十万大军无粮可吃，甘祖昌巧收羊毛解决问题

在抗日战争时期所面对的这些困难，对甘祖昌而言并不是最难解决的，因为那个时候人民群众都站在共产党这一边，他在当地做什么都有军方和群众们的大力支持。

人心齐，泰山移，有了这些支持，甘祖昌想要完成自己的目标和任务，并不是什么难事。但到了解放战争末期，甘祖昌随着部队进驻新疆后，他遭遇了一生中最难解决的问题和困难。

虽然共产党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但是在新疆当地民众眼里，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差距并不大：都是官老爷和兵老爷而已。面对解放军的入驻，新疆民众虽然没有胆子表示反对，但是行为处事上处处透露着排斥的意思。

融入当地群众主要是政委和高层们该关心的问题，摆在甘祖昌面前的难题是：这种排斥带来的军需供给不足问题。那个时候新疆和外界交通不畅，粮草弹药等军需物品想要运过来十分困难，而且因为环境恶劣再加上国民党残部的骚扰，路上避免不了有不少损耗。

其他东西还好说，但粮食问题可是大问题，必须尽快解决，不然10万大军总不能饿着肚子硬挺吧？为了这件事，时任某兵团后勤部部长的甘祖昌愁坏了。

外部环境注定了依靠党中央一直运输物资进入新疆是个劳民伤财又用处不大的法子，所以甘祖昌看上了当地百姓手中的存粮。

在此之前，因为远离内地主要战场的缘故，新疆连续3年大丰收，当地百姓手里都有不少存粮。而且新疆人民饮食丰富，对粮食的需求并不算太大，这些存粮放在手里，只是图个心安而已。

了解到这个情况后，甘祖昌开始设法同当地民众沟通，希望能够花钱买下他们手里的粮食。但一开始，甘祖昌遭到了拒绝。在新疆人民眼里，此时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军队没什么区别，而他们之前和国民党的相处经历并不愉快。

甘祖昌几经打听才明白，新疆人民不愿意把粮食卖给共产党，是因为之前国民党不收他们的羊毛，导致他们没有钱买盐和茶叶等生活用品，同时还经常拖欠他们的粮款不给。新疆人民不懂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有什么区别，索性对待他们也采取一样的态度。

了解到原因后，甘祖昌当即想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他先是通过上级得到了苏联方面的帮助，先拿到了一部分的盐和茶叶等生活用品。接着，甘祖昌拿着这些用品去和新疆当地的人民交换他们手里的羊毛。

同时，甘祖昌还拿出钱去买下他们手里的羊毛，这一举动很快吸引了不少当地百姓的注意。

为新疆的建设劳心劳力，积极推动合作社的建立储蓄财力

在初期交换之后，新疆人民很快就发现，自己在共产党手里换来的生活用品，竟然是国民党的两倍左右。这大大提升了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口碑，很多人纷纷主动拿出了多余的粮食来和共产党做交换，甘祖昌就这样筹到了一大笔粮食。

因为打下了良好的口碑，在甘祖昌的努力下，解放军很快在当地形成了和新疆人民之间互济互助的良性循环，靠着和新疆人民之间的持续交换，粮食问题得到了彻底性的解决。

吃饱饭的问题不需要操心了，闲不下来的甘祖昌又开始琢磨另一个问题：如何发展新疆的经济？

常年不受清政府和国民党政府重视的新疆地区，经济发展十分落后，同时受国民政府统治时内地通货膨胀的波及，物价飞涨。二者相加，新疆地方上的经济负担特别重。

甘祖昌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为了不给新疆地方增添负担，他不得不每个月坐飞机往返北京和新疆一次，把党中央拨给当地军方的银元带回来。建国初期，党中央在经济上并不宽裕，清楚这一情况的甘祖昌每次到北京拿银元时，都忍不住愧疚和自责。

为了改变这一情况，甘祖昌带领所属部队的官兵们大力开荒，想办法提高当地的收入。但是只靠蛮力种地是赚不了多少钱的，甘祖昌所属部队的代理司令员兼代理政委王震提出了建立“军人合作社”的想法。

这个想法一提出，就得到了甘祖昌的大力支持和积极推动实行，很快，“军人合作社”就建了起来。

对于“军人合作社”的未来发展方向，王震有一个很明确的思路：“这就是靠大家省吃俭用，把节余下的钱存入合作社。一个人存一点，人多了，存的钱也就会积少成多。我们拿这些钱就可以买机器办工厂。”

这个思路得到了甘祖昌的绝对赞同，但是当地军民对此的兴致并不高。理由也很简单：合作社内公股占比高达九成，个人的占比太少，即便赚了钱，个人分到的部分也太少了，根本无法大力调动民众的积极性。

意识到问题所在后，甘祖昌提出了实行公私兼顾的原则，将四成的红利让给个人，其余留给部队。这样一来，不仅大大提升了民众的积极自主性，同时因此而增加的利润也能实现部队自给自足。

很快，新疆各地纷纷建起了“军人合作社”或者生产合作社，在甘祖昌的带领下，“军人合作社”在整个新疆内形成了网络。甘祖昌等人还为此制定了不少规章制度，尽量避免了很多制度问题可能带来的管理问题。

身负重伤后申请回到家乡，为祖国新农村的建设贡献力量

尽管甘祖昌等人已经为新疆的建设开创了极好的局面，但甘祖昌对此并不满意，他总觉得自己为党和国家做得还不够多，自己还可以再做些别的什么。

然而现实给了他迎头一击，让他的军旅生涯不得不提前结束了。

1951年，甘祖昌在工作途中出了车祸，头部受了重伤，留下了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后经调查，证实这场车祸是因为国民党特务提前毁坏了甘祖昌所乘吉普车经过的桥梁，但因为被大雪覆盖，司机一开始并没有发现异常。

事后不久，甘祖昌就主动请求调离了新疆。不是他不想留下，而是当时他的身体状况已经非常差了，脑震荡的后遗症迟迟不好，他深感自己继续留在这个位置上是在浪费国家的资源。所以甘祖昌提出申请，想要回到家乡为新农村的建设做贡献。

一开始，甘祖昌的申请并没有得到同意，因为组织上并不想让他回到农村去“吃苦”，而是希望他能留在当地的疗养院好好养伤。但在甘祖昌的坚持下，最后组织还是同意了他的申请，甘祖昌很快带着一家老小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回乡后的甘祖昌并没有闲下来好好养伤，而是不停地参与到修水库、建电站、架桥梁、改造红壤田等活动中去，积极地为家乡新农村的建设做贡献。

回到农村后的甘祖昌，每个月都有高额的退休金可领，但他的日子一直过得很拮据，与之相对应的，是他对家乡建设和困难家庭的出手阔绰。甘祖昌家乡的很多基础设施，都有甘祖昌亲力亲为的付出或金钱上的支持。

在甘祖昌的家乡，有一个叫刘海清的青年，他自小多病，无法自主站立，父亲又有肝病，家里过得十分艰辛。得知此事后，甘祖昌四处替他求医问药。后来刘海清的腿被医生宣判了“死刑”，甘祖昌就帮他学技术，鼓励他在精神上“站”起来。

不久之后，刘海清的父亲肝病复发，还是甘祖昌直接打电话给县医院，将刘海清父亲的医药费记在了自己的名下。刘海清父亲做完手术后，甘祖昌还亲自去医院照顾了他九天九夜。

他对家乡人民的博爱，不是口头上说说而已。老一辈革命人的特点，就是真切地把人民当作自己的子女去爱护，同时不计较个人得失，竭尽全力为社会做贡献。那个时候的革命者，是发自内心地热爱自己用血汗打拼下来的事业和社会主义的。

1986年，甘祖昌积劳成疾，再加上曾经受过重伤，最终因病去世，享年81岁。